文化基础要素。从文化形成看，以商代甲骨文为代表的中国汉字，是独具特色的方块表意文字。经过秦朝的“书同文”，统一了文字，促进文化交流，以此形成并强化了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感。另外，由于周朝宗法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周代礼制的基础，形成了“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威严不行；祷词祭礼，供祭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礼记·曲礼》）的礼制文化。然而，从春秋战国开始，出现了“诸子百家”林立的文化现象。诸如，老子（约公元前580—前500年）主张“无为而治”，创立了道家学派，著述《老子》一书。战国时期，庄子（公元前369—前286年）继承并发展了老子“道法自然”的观点，著述《庄子》一书；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准则，创立了儒家学派；战国末期，以韩非（约公元前280—前233年）为代表的法家学派，代表作有《韩非子》；除此以外，较有影响的学派有——墨子（公元前468—前376年）反对世卿世禄制度，提出“兼爱”理论；战国时期，以邹衍（约公元前305—前240年）为代表的阴阳家，以阴和阳来概括宇宙间的基本法则，以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即五行的变化来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代表作有《周易》等。以上各文化学派，对古代中国社会都产生了相应的影响。
秦朝践行了法家理论，统一了全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朝二世而亡，被汉朝取代。汉初统治者采用“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恢复和发展。到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三纲五常”等理论，丰富了孔子的儒家思想，神话了“皇权”，奠定了儒家社会秩序管理的基础，最终儒家文化成为汉代文化的主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经典和儒家文化，几乎一统天下。
宗教基础要素。古代中国不是宗教国家。虽然夏朝、商朝都有尊神敬鬼的习俗，但是从汉代开始具有现世文化、世俗性特点的儒家文化已成为社会的官方文化，然而它是人生哲学，更侧重于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虽然它经过汉代董仲舒吸收古代中国各家之学，提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说，赋予了“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的理论构建，解释了人类现世境况的原因——“天意”，为中国人的精神归宿找到了安放地——命运使然；尽管在古代中国的世俗社会中，祭天、祭祖以及求得神灵保佑等也较为盛行，但是，除我国道教外，它们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宗教色彩。因此，我国民族文化的基础——儒家文化，是敬鬼神而远之的超宗教文化。
科技基础要素。公元500年以前中国古代以数学和天文学为代表的科学。我国商代甲骨文记载，自然数已采用十进位制；先秦的八卦中也孕育了古老的二进制思想；战国时期成书的《墨经》，论述了各种几何问题；西汉成书的《九章算术》对分数运算做了系统的叙述，提出了明确的负数概念及其加减法则，方程及方程组解法等问题；4世纪的《孙子算经》运用了数论中“关于一次同余式”问题；《数书九章》用“大衍求一术”进行计算，即世界公认的“中国剩余定理”；魏晋时代刘徽计算时已用小数，南北朝时期祖冲之（429—500年）计算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六位，比外国早1000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