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哈罗德·柏金（Perkin，1984）强调，理论知识的编码是现代社会的“轴心原则”（AxialPrinciple）；“知识工人阶级”，即“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才”是起引导作用的社会集团，是促使社会进步的关键；必须扩大高等教育的机会，使尽可能多的、能够从中受益的人都能接受高等教育；大学与研究所是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AxialInstitutions）。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管理大师德鲁克（）则注意到，知识经济的发展已经导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结构比例发生变化。他指出，在泰勒时代每10名工人中就有9名干体力活的，到50年代体力劳动者仍然占多数，到90年代体力劳动者还占15%，而到2010年将只占11%。美国《未来学家》（Futurologist）杂志曾刊文指出，在未来的一二十年中，美国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将进一步从1995年的占就业人口的20%缩减到10%。由于办公室自动化的实现，非专业的白领工人人数也会从现在的40%下降到20%～30%，其余的60%～70%的劳动大军将由知识工人组成。[16]知识经济社会依赖的无疑是“知识工人”，他们是知识的生产者、传播者和运用者。尽可能地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提高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成为世界多国的共识。
二、国外高等教育大众化情况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方面，不同国家发展速度及模式各不相同：一是持续增长型，以美国为代表。美国分别用了两个30年（1911—1941年、1941—1970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普及化的国家。二是后发式快速增长型，以日本、韩国为代表。日本用了23年（1947—1970年）实现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5.8%到17%的飞跃，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而韩国则分别用了两个15年（1966—1980年、1981—1995年）实现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5%到15%，再到50%的飞跃，完成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过程，成为世界上高等教育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三是波段式之后发展型，以英国、法国、德国为代表。这些国家经历了快速发展、起伏、再发展的不同阶段，三国用了25～30年的时间实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见表7-3）。[17]
表7-3 有关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情况（毛入学率）比较
续表
三、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演变轨迹
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允许下，为适应社会、个人对于高等教育的需求，我国高等教育实施了规模扩张。如果从规模经济的角度进行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动因分析，我国推行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政策是为了使有限的高等教育资源得到较为合理的配置、提高办学效率、保障高等教育产品和服务提供的数量及质量。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表现为两股共生互存的力量，一个是高等学校招生规模、在校生规模、毕业生规模的扩张，另一个就是高等学校数量的增长。
1.高校学生规模扩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