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中，Wi/Wj 是i和j部类的相对工资；Li/Lj是两部类劳动的相对数量；K/L是k国家的资本劳动比。式（1-1）是一种转换的劳动需求方程，包含了作为变量的资本强度，部类间的任何一对劳动替代弹性限定为：δij=-（1/b）。
（3）教育可以改变劳动力的形态。所谓劳动力的形态，主要指劳动者所从事的劳动，是以简单劳动（体力劳动）为主，还是以复杂劳动（脑力劳动）为主。教育可以增加物质生产过程中的脑力劳动的因素：一是指劳动者在物质生产过程中脑力劳动支出的数量，二是指脑力劳动者在物质生产中的数量比例。具体来讲，教育可以把简单劳动力训练成为复杂劳动力，把体力劳动者培养成为脑力劳动者；教育可以把具有体力劳动经验和劳动技能为特征的劳动力，培养成为以掌握科学知识与技术为特征的劳动力。社会经济与科技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导致物质生产过程中体力劳动因素日益减少、脑力劳动因素日益增加的趋势的出现，社会生产过程的不断智能化和科学化使得脑力劳动因素越来越重要。马修·卡尔弗（MatthewCalver）以加拿大2011年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就业学生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了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受教育水平高的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中有明显的优势，并且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更大。相反，失业率随教育水平的升高而降低，如图1-1所示。[5]
图1-12011年加拿大国民教育水平与就业率/失业率
（4）教育可以增加家庭资本积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科尔曼（）认为，家庭资本可分为三个维度：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其中，有形的资本是经济资本，无形的资本是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三者之间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并影响到人们的教育机会的获得。[6]日本教育学家天野郁夫（2009）认为，“家庭资本是影响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重要因素”，即一个家庭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越高，该家庭的子女所获得的教育机会、教育资源也就越充分，进而所获得的教育回报也就越大。教育作为一种代际传递的主要机制，将拥有的较多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以及社会资本，通过其子女获得较好的教育成就而努力实现着优势阶层的代际传递。教育是实现代际传递的重要“中介变量”，通过教育能够实现家庭的文化、经济和社会资本的提升，增加家庭资本积累。我国学者李德显等（2015）构建了教育与家庭资本模型[7]：
式中，p为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概率，（1-p）为“未获得”的概率，将p/（1-p）称为机会比率；ln为个人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对数值，father'sedu 表示父亲的最高学历，mother'sedu 表示母亲的最高学历，father'soccupation 表示父亲的主要工作（职业），family'sincome 表示家庭的年收入；β0为常数项，β1，β2，β3，β4分别为4个自变量——父亲的最高学历、母亲的最高学历、父亲的主要工作（职业）、家庭的年收入的回归系数；μ为扰动项。经检验，家庭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子女的高等教育机会获得有显著影响。教育作为代际传递的“中介变量”，使得获得高等教育的子女对家庭的文化、社会乃至经济资本产生正向的影响，即教育可以增加家庭资本积累。
2.教育与社会再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