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高等教育总体上可视为一种收益内在化程度较高的“混合品属性”服务，这种服务不仅能给学生带来一定预期经济利益，而且还能够使他们得到某些非经济利益，因此，从权益与义务对等这一公平角度看，个人应负担部分高等教育成本。舒尔茨曾说，人力资本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也有助于提高企业家式的才能，这种才能在农业和非农业中，在家庭生产力中，以及在向较好职业和生活地点迁移中，都很有价值。从预期经济收益来看，可以说，个人收益与教育程度的高低成正比。这一点可用美国2014年不同学历人群年均收入比较的数据得到充分证明，如表5-3所示。受教育者个人对高等教育的成本补偿，原则上至少应按教育的成本价格交纳部分学习费用，主要是交纳学费和杂费。高等教育学费水平的确定，一般要考虑教育成本与居民的支付能力。
表5-32014年美国25岁以上不同学历人群年均收入比较
续表
我国政府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指出，缴费标准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按生均培养成本一定比例和社会及家长承受能力因地、因校（或专业）确定。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况，受教育者个人对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比例不能过高。一方面，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和实际支付能力还有限，且没有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学生资助体系；另一方面，我国高等教育个人收益率不高。国际经验表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多数财政稳定的公立院校一般可从学生那里获得占总经常性支出15%～25%的收入，因此不少学者认为我国受教育者的个人高等教育成本负担应在生均成本的20%～25%。当然，在此比例之下，有些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还是很难负担的。因此，需要同时建立、健全助学贷款和勤工俭学制度，使那些低收入家庭的子女能够接受高等教育。对低收入家庭补助和对受教育者本人补助，两者对教育消费的刺激结果有很大差异。如图5-5所示，低收入家庭得到补助后，预算线由AB 外延到A′B′，无差异曲线由I变为I′，个人用于教育消费和其他产品的消费同时增加，其中，其他产品的消费OF 增加到OF′，教育消费由OD 增加到OD′，均衡点又由E外移到E′。因此，对低收入家庭补助有明显的收入效应，但补助对象可将这种补助款用于购买其他产品，而难以保证家庭增加对教育的消费。若对受教育者本人直接补助（如发放免费入学卡），预算线由AB 外移到AA′B′，其中AA′部分为补助数额，由于AA′等于BB′，说明补助款全部用于教育消费，补助后无差异曲线由I变为I′，个人用于教育的消费OD 增加到OD′，而DD′等于BB′，而对其他产品的消费OF 不变，新的均衡点E′E，只增加了教育消费，如图5-6所示。因此，对受教育者直接补助的方式要优于对低收入家庭补助的方式。
图5-5 对家庭补助后个人教育消费的变化
图5-6 对受教育者直接补助后个人教育消费的变化
2.政府部门
政府对教育的投资能够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政府应是高等教育投资的主要组成部分。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表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如今，发展高等教育已成为增强综合国力的基本途径，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等，都离不开高等教育的发展。因此，作为高等教育外部高收益的代表，政府自然应承担其必要的成本。也就是说，虽然家庭和社会是高等教育的主要受益者，如表5-4所示，但因其对社会的巨大外部效应使得各国政府在发展高等教育时都承担了主要责任。[11]
表5-42004年按地区估算的高等教育收益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