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才教育不仅仅是一种教育形式，更是一种教育理想；不仅仅是对英才儿童的教育，更是对所有儿童都有价值的教育形式的一种探索。我们反对把英才教育定位为精英教育，也反对把英才教育定位为普适性教育。英才教育就是一种为挖掘儿童的巨大潜能，而对每一个隐性天才所实施的个性化教育。当前，中国政府比已往任何时候都渴望英才，中国民众对教育的热情与关注也达到了有史以来的历史最高点。在官方与民间的共同作用下，人们期待中国能够培养出富有创新精神的新一代优秀公民和大师级人才。但是，中国英才教育政策的零散性、实践的原发性、理论研究的片面性，与中国对英才教育的内涵与定位、相关部门的规划与管理有关。英才教育处于一种自发的、自然生长的状态。与国外的实践与研究相比，不论从人才识别，还是在培养模式和评价机制等方面，中国英才教育的差距还很巨大。例如，目前重点校、示范校仍然承担着进行英才教育的当然责任，但由于应试的压力，学生在许多重点校中接受的教育，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英才教育。素质教育理念为中国英才教育的发展带来更多曙光。个别学校的超常教育实践，是英才教育的很好的探索，但由于招生、课程等方面的原因，还难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外，在推动教育发展的动力系统中，应有家庭、学校、政府、社会的共同参与。其中，家庭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但家庭对于英才的培养，多关注其未来的利益获得与孩子的切身感受，更关注其教育投入与产出。家长们希望孩子成为幸福的、有经济实力的自主的人，而未必是需要付出更多辛苦的努力。因此其在英才培养中，工具性超过了价值性。在升学目标的驱动下，家长们更愿意让孩子们去学习那些与考试有关的科目和知识，而对于与学生创造性、综合素质有关的项目，给予的关注则远远不够。这都需要我们从系统构建到实践推进，进行多方整合。
5.对博士生教育在建立世界一流大学和赢得学术独立和文化自信方面的重要地位缺乏认识
学术独立是国家独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迈向科技强国的前提和基础。建设自主、自信的高等教育体系，为国家的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前沿知识、创新人才和理性文化，是一个国家在现代化发展道路中的重要战略选择。例如，美国通过建设能够与欧洲竞争对手相抗衡的一流研究型大学和发展博士生教育，提升其在创新型人才培养和前沿研究领域的独立性，摆脱对他国文化和教育的依赖，并为国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智力基础。博士生教育的制度化不仅催生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涌现，也使得美国高等教育摆脱了对欧洲大陆大学的“依附”而走向了学术自立的道路，并确立了20世纪30年代世界高等教育“美国时代”的开端。当前，中国的高等教育，尤其是博士生教育改革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因质量和声望危机而产生的优秀人才外流和高深研究与创新型人才培育的“依附性”，使得中国在创新驱动发展道路上出现了科技自主创新与人才外部依赖的悖论。中国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以及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过程中，如何实现人力资源从“大”到“强”的转变，扭转优秀人才外流以及高等教育体系的质量和声望危机，避免从技术的外部依赖转向人才的外部依赖，是当前中国科教政策领域亟待解决的重要理论和战略问题。其中，提升中国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吸引力应作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赢得学术独立、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
6.社会参与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局面还未形成
创新型人才需要具备较强的实践能力，这就需要学校加强与社会的合作。国外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校企合作培养人才的模式。学校、社会和企业都有培养人才的责任，社会和企业为学生实习提供充分的资源和机会。而在我国，一般来说，培养人才仅仅是学校的责任，社会和企业是用人单位，二者之间是一种供求关系。在这种关系下，学校所培养的人才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出现了所谓的“结构性失业”。缺少良好的社会环境，仅仅靠学校培养创新型人才是难以完成的任务，所以我国应出台相应政策，明确社会和企业在人才培养中的地位和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