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绩效责任运动还不足以引起学者对学校绩效的广泛关注，那么科尔曼（JamesColeman）报告的结论绝对惊世骇俗。1966年美国学者科尔曼根据在美国国内大范围的学校调查之后，发布了名为《教育机会之均等》（EqualityofEducationalOpportunity）的研究报告，基于科尔曼本人在该课题中的特殊角色和地位以及报告推出之后产生的强烈反响，本报告也被学界称之为科尔曼报告。该报告之所以影响深远，在于它最终得出了“学校对学生的学业成就几乎没有影响”的结论，这一悲观结论在当时不啻为一颗重磅炸弹，不仅震惊了美国政府当局，促使政府部门重新反思教育改革的路径和价值，而且引发了美国民众对于公立学校教育存在意义的质疑。如果科尔曼报告真实地反映了美国教育的现状，那么为何还要把孩子送到学校去呢？为何还要耗费巨大的经费去进行提高学生成就的教育改革呢？一时间，“学校是否有效”这个在以往毋庸置疑的常识一时成为研究者讨论的重要话题，同时，美国学者伊里奇（IvanIllich）也推出了自己的惊世之作《废除学校的社会》（DeschoolingSociety），针对当时学校在教育教学和学校管理过程中的无能，提出了“废除学校之社会”的构想。总之，科尔曼报告直接催生了很多关于有效学校以及学校效能的持续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他在1981年完成的名为《公立和私立学校》（PublicandPrivateSchools）的研究报告中，认为公立学校之所以在办学效果上落后于私立学校，原因在于私立学校在学校管理的诸多方面相比较而言有着明显的优势，促使了私立学校学生能够获得更高的学习成绩，这表明科尔曼自己推翻了科尔曼报告的结论。尽管科尔曼对学校有效性问题出现过动摇，但是学校的有效性问题像一张挣脱不开的网，始终萦绕在教育研究者的心中，成为美国近几十年教育改革一以贯之的着力点。
有效学校（EffectiveSchool）的研究也被认为是教育效能的组成部分。有效学校是在科尔曼报告之后兴起的研究，尽管至今人们仍然没有给出一个恰切的概念界定，但这并不能证明它是一个含糊其辞抑或没有边界和原则的词汇。萨乔万尼（Sergiovanni）曾经把它与“好学校”相互比较，认为“有效”与“好”有着重要的区分：从技术上讲，有效学校必须达到一些“标准”：学校纪律良好、教师认真备课、学生努力学习以及本校学生的考试成绩高于同类学校学生的平均成绩，等等；而“好”学校的指标可能更为宽广，包括学生对学习的热爱、批判性思维及人际关系能力的发展等。[14]有效学校的研究一般倾向于在学校领导、学校氛围、教学过程、教育资源等维度上设计一套标准和指标，只有那些满足以上标准和指标的学校才可称为有效学校，家长一般在孩子的学校选择中会倾向于那些在标准之上的学校就读。有效学校的研究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影响，改变了科尔曼报告的“学校无所作为”的悲观论调，并且以大量的研究结果纠正了某些传统的误解；肯定了校长在造就“有效学校”中的关键作用，强调校长的首要角色是教学领导者，使中小学校长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课堂教学方面；因肯定学校的作为对学生成就有重大影响以及校长在其中的关键作用，从而导致了政府对校长的问责和对学校绩效的考核，促使学校普遍思考如何“有所作为”的问题。[15]它不仅有效回应了科尔曼报告在教育界产生的悲观影响，更重要的是它通过一系列研究印证了学校在经过自身努力之后成为有效学校的可能。然而，它重视指标达成、轻视如何实践的研究价值取向也预示了自己黯淡的未来，很快被20世纪80年代学校效能与改进研究的兴盛所淹没。
1988年，首届国际学校效能与改进大会（theInternationalCongressforSchoolEffectivenessandImprovement）顺利召开，大大提高了世界各国在学校效能与改进的交流与合作机会，标志着教育效能和学校改进研究在世界范围的展开。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学校效能的研究不如之前受欢迎，究其原因则主要源于采用投入－产出模型进行的学校效能研究，发现在财政投入和学生成就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这遭致其他学者的非难和质疑，政府也大大削减了该领域的研究计划。诚然，教育效能在研究方法和基本理论研究上还存在着不少欠缺，但是关于它的研究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性，现实中遭遇的很多无奈和困境尚需要在学校效能中寻找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