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德格拉夫（）主编的《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从权力的角度解构了大学自治的可能与必要性。他指出，“外部的权力（包括政府、市场）和内部学术权力之间的博弈决定着大学自治的程度，也决定着政府和社会能在多大程度上监督大学，使大学对社会负责；能在多大程度上规划大学的发展，使大学不断创新”[30]，其实也就是外部智力的关系，即国家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影响着大学功能的实现。正如1998年欧洲比较教育协会副主席尼夫（GuyNeave）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国际高等教育大会上所做的一份题为“自治、社会责任与学术自由”的报告中所指出的：为了能够让大学承担起社会赋予它的责任，两个条件是必须的：一是大学自治；二是学术自由。不论是从理论还是现实意义上来讲，自治对于大学不仅仅是秉承传统留下的特质，更是大学能够完整地履行其使命的基本条件[31]。尼夫个人在对大学自治进行研究时，分析了四种模式，分别为巴黎模式、博洛尼亚模式、洪堡模式和英国模式[32]。巴黎模式是典型的教师行会，教授制定大学的学术标准、筛选学生、对学生进行考察，并掌握“授课许可”的颁发。博洛尼亚模式则是学生的自治模式。洪堡模式来自19世纪柏林大学改革，它“结合了学的自由与教的自由，并建立其特殊的教学自治形式——教席制度”，教席教授[33]代表大学自我管理的基层组织——学院，掌握着教学人员招聘、课程制定、确定学科发展方向、教授资格考试等重要事务权。这种“教授大学”的模式在当时影响巨大。英国大学在法律上是私立的，或者靠信托财产而生或者靠皇室授予的大学特许状而生，英国的自治模式最符合自由主义理念。
生物学家出身的艾瑞克·阿什比（EricAshby）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待大学及其发展，他认为：“大学是继承西方文化的机构。它像动物和植物一样向前进化。所以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34]他在与历史学家玛丽·安德森（MaryAnderson）合著的《英国、印度和非洲的大学：高等教育的生态研究》中剖析了大学自治的六项内容[35]。
美国学者希尔斯（EdwardShils）认为大学自治的核心是大学自身处理内部事务上的独立决定权。“这里所说的处理内部事务即为大学内部治理的内容，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大学管理的机构模式，另一个是这些内部机构的决策模式。”[36]进行类似划分的还有罗伯特·贝达尔（RobertBerdahl），他在《英国大学的学术自由、自治与财务》一书中将大学自治分为实质性自治（substantiveautonomy）和程序性自治（procedureautonomy），“实质性自治指的是大学决定自身的目的和程序的权力，指代的是学术是什么；程序性自治是大学决定自身目的和程序方式的权力，指代的是学术运营方式。”具体而言，实质自治强调的是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关系；程序自治则包括审计、财务及个人决策。上文提到的阿什比和安德森对大学自治的阐释正是基于贝达尔理论中的程序自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