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为了能够建立公正的大学预算分配制度，法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还专门成立了“高等学校经费分析与分配系统”，克洛德·朗热尼（ClaudeLaugenie）在2001年向教育部提交的报告《高等教育机构经费分析与分配系统的变迁》中，详细介绍了这一系统的构成和使用方法，“新的大学经费的分配制度的目标是改善经营分配的公正性，在规则范围内实现整体拨款，增强大学学者的经费独立意识。”[20]进入21世纪，法国高等教育预算的拨款方式又发生了重大的变革，这就是2001年8月开始实施的《有关财政法律的组织法》（LOFT），自此，法国改变了执行了45年之久的国家预算制度，历经了5年的准备，该法首次被应用于2006年的国家预算中。巴黎十大经济学教授安妮·维诺古尔（AnnieVinokur）将这一变化称为法国公共行政走向以3E（经济、效率、效果）原则为特征的新公共管理的转折点并从教育和经济的观点解释了新公共管理是如何被引入高等教育的。她认为新公共管理被借用于高等教育领域主要并不是因为财政危机，而是国家政策的导向问题，是政府有意通过减少高等教育的预算从而迫使大学转而寻求其他的资金来源，2007年《大学自由与责任法》的出台正是体现了政府从“划桨人”到“船长”的角色转变，国家通过对大学财政拨款的控制，实现了另一种形式的中央集权[21]。
法国最早关注“大学学者”这一群体的应该是社会学家布尔迪约（PierreBourdieu），他的《学术人》（1984）虽然旨在从社会学的角度论证其文化再生产理论，但其对象直指大学教授。有关法国大学人事管理状况的文献主要集中于政府报告中，比如较早的有1974年的德·巴克报告、1981年的盖尔莫纳报告等都对于当时法国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源管理状况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描述并在此基础上对教师职称、流转等问题提出了建议。1992年法国收入与成本研究中心（CERC）就20世纪80年代大学教师—研究人员的生活及工作状态，特别是工资收入情况做了一份详尽的调研报告，报告这样描述：他们享有稳定的收入和学术的自由；负有教学与科研双重职责；人员数量和工作量呈上升趋势；普遍忧心大学内部的分化；有时对于大学的组织及其日常运作会产生荒诞的想法；对评估的内部程序持怀疑态度并由此对社会产生很强的不信任感[22]。步入21世纪以来，法国政府又做出三份较为重要的高等教育人力资源报告，分别是2001—2002年弗莱维耶资报告（rapportFréville[23]）、2001年的艾斯佩莱报告（rapportEspéret）以及2003年的贝罗克报告（RapportBelloc），三份报告的内容都是关于教师聘用、培训及待遇问题，而这个时期鲜有法国学者就有关教师的社会学特征或教师的校外生活（比如他们的生活方式、政治倾向、文化体育活动等）进行研究，著名学者伯顿·克拉克和阿尔特巴赫在高教和比较研究中倒是有所涉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