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比奈梅（AlainBienaymé）在《高等教育与大学的理念》一书中比较了1952—1975年欧洲几国政府预算中高等教育所占比例的变化情况。他认为，法国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都面临着经济衰退对教育发展的影响，而法国大学资金状况持续恶化甚至到了贫困化的境地，因此，大学必须寻求非政府经费收入或资金，而第三方资金流进入大学将有助于增强大学的财务自主权。雅克·米诺在《1984年1月26日高等教育法之后的大学》中解析了法国的高等教育经费管理制度。他指出法国大学可以接受中央及各级地方的经费，大学可以自主地制定财政预算，然而这些预算都是分配到各个教学与研究单位的，也就是说各个学院掌握着真正的财政自主权。另外，人员工资的预算不同于日常运转或教学与研究的经费预算，因为大学无权自主聘用固定编制人员，而要聘用临时人员时，校方则要向政府相关部门详细说明聘用的目的及期限。让·鲍尔那莱尔（JeanBornarel）在2002年向理工科院长联席会议所做的《高等教育的财政》报告中回顾了法国大学及科研财政制度的发展过程并分析了不同时期的财政制度。他认为，财政制度是政治的产物，在法国，计划和评估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合同制财政制度的产生，在OECD国家中，法国是较早实行合同制的国家，直到20世纪90年代，芬兰、奥地利等国才纷纷效仿。另外，他将法国高等教育经费预算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建立在国家对所有大学通行的标准之上制定的预算，包含人员工资等；另一部分则是通过合同制确立的经费预算。法国梅恩大学校长莫里斯·亨利（MauriceHenri）也将大学预算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按通行标准制定的预算，除此之外则是按照绩效评估的结果向大学发放的经费，亨利还指出对于这一部分拨款，政府的评估应该充分考虑到每所大学的特色，评价的标准应当是质的而非量的考量[17]。
穆斯兰认为20世纪80年代末政府开始与大学订立四年合同是大学逐渐实现财政自治的转折点。这一财政拨款政策不仅动摇了大学中的学术专制，而且也改变了国家干预高校的模式，大学校长及其团队的权力得以增强，真正出于“大学”层面的决策开始浮出水面[18]。而尼夫认为合同政策却是“迫使大学主动地评估自己力量，计划自己在未来的市场上的位置”，然而如果大学“缺乏足够的资源管理系统，这可能会妨碍它们制定明确的目标，更不用说对自己的成果进行自我评价了”[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