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金格拉（YvesGingras）从科研的角度考察了法国大学职能的历史变迁[6]。他认为洪堡的大学理念对于法国高等教育体系并未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法国长期保持着大学、“大学校”和科研机构三足鼎立、各行其道的局面。虽然1968年法国高等教育研究实践学院做出了将大学与科研实验室联系在一起的尝试，但1939年设立的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仍是在延续孔多塞（Condorcet）和纽曼（Newman）的教育与科研分离的理念。20世纪60年代法国大学出现了课题化管理，由于七八十年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及其成果转化带来的巨大生产力，国家开始尝试与大学就科研项目订立四年合同，后来四年合同才扩大到大学的整个战略发展（教学、学生生活、国际合作、校园资产管理等）。1999年，法国又通过了《创新与科研法》将美国模式引入对大学研究人员的管理中。做过类似研究的比如还有阿尔芒·弗雷蒙（ArmandFrémont）[7]和阿兰·特诺伊（AlainTrannoy）[8]。
2.政策研究的角度
除了法国政府官方以及OECD对法国教育的政策分析报告[9]外，学者们也会从不同角度对法国高等教育政策展开研究。斯特拉斯堡大学教育学教授路易·勒格朗（LouisLegrand）曾为“我知道什么？”丛书编写过一本《教育政策》[10]。这本小册子完全采用了政策分析的方法解读了法国教育中的集权与分权、学校家庭与政府、教育系统的统一与分化。时隔16年，丛书又邀请了巴黎政治学院教授凡·赞腾（VanZanten）从教育社会学的角度对法国教育政策进行了分析，只可惜两本书中涉及大学政策的内容有限[11]。
另外，学者们对战后高等教育政策表现出更大的兴趣。尼夫将战后法国高等教育发展按照“向市场转变”的不同形式划分了三个不同的政策阶段，并分析了每个阶段的政策特征。安德里·罗伯特（André Robert）在其《教育体制与改革》中以不同政治派别的教育政策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战后法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并指出，法国教育的一大特征就是政策随着教育派别更迭频繁，常常缺乏连贯性，导致改革效率低下。《总统的学校——从戴高乐到密特朗》（克洛德·勒利艾弗ClaudeLelièvre和克里斯蒂安·尼克ChristianNique）则以人物志的形式记录了战后法国自戴高乐、蓬皮杜到戴斯坦和密特朗共四位总统的教育主张，并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四个时期教育进行了评析。
有时人物传记和自传也会涉及对教育政策的介绍和分析，这种文献往往会给人提供一种特殊的视角。比如《法鲁法，废除还是改革》以及巴黎政治学院出版的《阿兰·萨瓦里：政治与荣誉》都从教育部长的生活中挖掘出改革政策的背景。2010年出版的《大学，法国的一线生机》是巴黎二大校长根据自己的工作经历记录了法国大学改革的过程，并提出了自己对现实改革的建议。2011年现任法国高等教育与研究部长瓦雷里·贝克莱斯（ValériePécresse）亦推出自传，讲述自己作为女性政治家的历程，其中也涉及她主持的法国大学自治改革。
3.治理结构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