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大学诞生于12世纪，作为“学者行会”代表的中世纪大学自始至终都在教会与世俗势力之间寻求着自治的权力和地位。大革命时期，新政权横扫一切旧制，激进地取缔了所有的传统大学，不久后拿破仑上台，其建立的“帝国大学”以一种军事色彩的秩序作为国家统治的基础，“所有教育机构均被纳入其中，任何机构不得存在其外；所有的教师必须是其成员，非其成员不得从事教学”[9]。一方面，强大的国家势力控制着大学入学、人员、财务、文凭的颁发；另一方面，大学的内部仍以学院为建制，各学科保持着自上而下的垂直系统用以规范教学和管理人事。在这种“双重集权”的模式之下，“大学”的自治几乎无从可言。真正意义的现代“大学”在法国的建立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富尔法”[10]将“自治”确立为大学的建校原则并成为后来法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词之一。但打破“双重集权”的过程却难如破冰之旅，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的地方分权运动中，合同制一度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转机，然而事实上政府仍一直顽固地把握着大学人事、财务等重要权力，在改革问题上扭捏作态。步入21世纪，知识经济与教育全球化进程的飞速发展使法国高教与研究倍感压力，本着降低本科学业失败率、改善就业、提升法国大学的吸引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初衷，2007年法国议会通过了《关于大学自由与责任的法律》（LRU，以下简称“大学自治法”），对大学的组织结构、人事和财务管理制度都做出了重大的调整，掀起了新一轮的大学自治改革。法国政府称这项在欧洲高等教育界引起高度关注的改革是对大学责任与自由的挑战，是一场“文化的革命”。
自治的改革直接影响到法国大学的治理模式，因为后者的核心问题即在于决策过程及其权力的分配关系。在教育集权传统的国家内，大学如何能够实现“自治”？校长和校内委员会权力的增加是否会威胁到学术自由？自上而下的放权绝非意味着默许机构各行其道，如何能够保障国家总体教育目标的实现并最终提高教育质量？我们认为：“政策的研究特别有助于了解高等教育的变革（或组织变革）的过程。”[11]因此，文章一方面从纵向历史的角度考察了法国大学自治政策的沿革；另一方面则从横向剖析了法国大学“内外利益相关者参与大学重大事务决策的结构和过程”[12]，包含大学的组织机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和预算财务管理模式。研究旨在通过比较研究，探求全球高等教育协同治理改革的特点和趋势，并为我国未来高等教育提高办学自主权、实现去行政化、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提供可借鉴的结论。
[1] 如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的《应该相信校长能管好大学》、同济大学校长李国豪的《制度、政策要有利于出人才》、上海师范大学校长刘佛年的《教育部门不能只用行政手段管学校》。
[2] 张斌贤主编.大学自由、自治与控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68.
[3] ［美］布鲁贝克，郑继伟译.高等教育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30.
[4] ［美］克拉克·科尔.大学的功用［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80.
[5] ［荷］弗兰斯·F.范富格特.国际高等教育政策比较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55.
[6] 王晓辉主编.全球教育治理——国际教育改革文献汇编［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17.
[7] 同上，12.
[8] ［比］Verhoeven.从欧洲的三个国家看——大学与政府关系的变化［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5.
[9] JacquesMinot，Histoiredesuniversitiésfran?aises［M］.Paris，PUF，1991.p.36.
[10] 法国人习惯以在任的法国高等教育与研究部部长姓氏命名法律。
[11] ［美］伯顿·克拉克，王承绪等译.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44.
[12] ，White，Governanceinthetwenty-fristcenturyuniversity：：WileyPeriodica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