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1890年间，法国政府前后共动用了9000多万法郎用于“学院”及“大学”的发展，巴黎市政厅与中央政府还达成协议，共同投资3000多万法郎用于巴黎大学的重修及扩建。这一时期，高等学校的入学率呈现上升态势。1878年起，大学的文理学院也开始招收学生（而不仅仅负责考试和颁发文凭），1888年文理学院招生人数分别为2358人和1355人，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则分别增长到6000人和7000人[17]。在大学人事方面，1877年，政府在大学设立“副教授”（ma?tredeconférence），1890年，法国政府颁布财政法正式确立了大学教师的职称等级，教授为终身教职，由法国总统任命，副教授为非终身教职，由负责高等教育的部长任命。从1880年到1909年，法国大学教授数量增长了一倍多（1880年为503人，1909年为1048人），教师薪金标准也有所提高。
但这里仍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大学的复兴”是非常有限的。虽然1893年法国财政预算法明确地将大学定义为享有民事权力的“具有统一发展规划的学院集合”，并且1896年法律的意图明显是要打破过去学院的结构，然而“大学”一级的行政和学术权力仍然非常薄弱，大学中实际决策权仍然掌控在学科大教授控制的学院手中。“从第三共和国时期到1968年5月风暴，法国大学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学科势力过于强大”，组成“大学”的学院分散在各地且延续着各自为政的传统，我们看到的只不过是“一幅大学的空壳”[18]，教师和学生对于所在的“大学”完全没有归属感或荣誉感。
四、双重集权的加强——夹缝求生的“大学”
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使法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几乎陷入停滞。而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末近3/4个世纪中，大学的组织形式都恪守着1896年法令规定的框架，表现得稳固而保守。
战后，法国人口出生率迅速攀升，二十年内增加了近一千万，成为西欧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国家，政府也将教育发展作为战后重建的重要途径，推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大学发展的政策。20世纪60年代，随着教育民主化[19]运动的不断发展，特别是由于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婴儿纷纷进入大学入学年龄，曾经的“婴儿炸弹”直接引发了大学人口“爆炸”，“1945—1970年的25年间，法国大学的教师和学生数量分别增长了6倍和7倍，而1900—1945年的45年里，大学生数量才增加了3倍”[20]。
为了应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需求，法国政府一方面加快了创建新大学的速度；另一方面则增加了对青年教育的招聘（除医学院外）。各个学院招聘的标准参差不齐，地域上也出现不小差异：1963年，巴黎地区大学教师中有40.8%为教授，23.2%为讲师，32.4%为助教，副教授和课程负责人只占3.6%；而在外省，31.4%的大学教师为教授，22.3%的教师为副教授和课程负责人，13.3%的大学讲师，33%的助教。到1966年，巴黎教授席位几乎已经与助教的数量呈对等关系，同年中，法国全国高校教师工会（SNEsup）4800名会员中52%为助教，30%为讲师，教授只占18%[21]，但是，学校的管理仍由教授独揽大权，年轻教师或低职称教师根本没有机会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外，教师队伍的扩大还导致了其社会地位的相对下降，特别是对于讲师、助教和兼职教师来讲，其职业前景并不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