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汉密尔顿公爵只身一人，在德国方面派来的一架运输机接走时，泰晤士河北岸的情况，已经坏的不能再坏了。
戈特勋爵提拔了一些陆军的军官，把他们军衔平均都给晋升了一至两级，然后放在国民自卫军里指挥更大规模的部队。
对于这些被提拔的军官们，戈特则是表示完全看好他们，并且希望他们在新的岗位上再接再厉，继续发挥一不怕死，二也不怕死的精神，做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炮灰。
汉密尔顿听过一个传言故事，一位国民自卫军士兵问他那位陆军新调去的长官：“请问这场战斗，我们还要在这里坚持很久吗？”
“首相命令，要坚持到最后一个人。”那名军官，对国民自卫军的士兵。
最后，士兵哀叹道：“哦，这么说，用不了多久啦。”
虽然这只是一个冷笑话，但是这却是反应了驻防在泰晤士河北岸英军的士气。
除了英军，自由法国留在泰晤士河的2千部队，也全是老弱病残。戴高乐把所有主力部队，全都拉去马恩岛驻扎了。留在伦敦的，不过是他没能一切带走的那些军队。
只要是个正常的指挥官都会选择把更好的部队自己带走，留下一下最差的当带不走的充数部队。
这也就导致，泰晤士河北岸的2千自由法军，战斗力根本不比国民自卫军高多少，防段脆弱异常。
毫无疑问，这就是一道纸扎的防线。
看上去，英法联军利用泰晤士河建立了一道天险防线，依托险要地势炸桥驻防。
但实际上，无论戈特还是戴高乐，都已经把自己的精锐部队给运走了。伦敦保卫战，还没开始打，英国与自由法国的高层领导，就已经做好了放弃首都的准备。
当然，丘吉尔誓与伦敦共存亡的口号，还言犹在耳。可真正还相信伦敦能够守住的，就只剩下那些无知的不能更无知的平民。
某种程度上来讲，伦敦还能守住多久，其实看的就是汉密尔顿公爵能够靠着和平谈判的幌子，拖延多少时间。
毕竟，伦敦泰晤士河防线，简直就是漏洞百出，光是最明显的大错，就已经占了三大处！
一是战略上的错误。英德战役爆发后，丘吉尔认识到，英国的对同盟国战争只能是消耗战，然而他提出的战略原则却是硬抗防守作战。在伦敦保卫战前，英国军队集中兵力于伦敦城郊格林尼治，做消极防御，固守野外如同坐以待毙。
而当德军进至伦敦城下时，伦敦卫戍部队奉命戈特谨慎的命令，不得主动出击，而采取分兵把守的下策，每个部队负责的正面防御都很宽，缺乏纵深配备，也没有充足的预备队。德军进攻时，集中兵力坦克，在大炮飞机的开路下专攻一点，致使英国部队处处被动挨打。在激战中，有的部队提出主动出击的计划，也得不到批准。
例如守卫肖和特广场的1个英国陆军主力团，曾于德军猛烈围攻侧翼国民自卫军之际，向伦敦城防司令部建议，趁德军大举出动进攻的机会，集中全部英军陆军部队的机动兵力，主动出击德法挪三国联军的驻地，威胁敌人后方，以争取主动。
可是，这一出奇制胜的战斗方案，竟因为戈特一心撤离伦敦，不想出现差错，而未获批准，致使伦敦南部各大主阵地更趋危急。
此种因为想要逃跑到爱尔兰岛而不再用心打伦敦保卫战战略思想上的错误，贯彻整个伦敦保卫战的始终。
二是军力上的差距。格林尼治刚沦陷的时候，留守伦敦的部队总兵力19万人左右，但很大一部分是刚从格林尼治战场撤下来的残缺部队，正规的英国陆军士兵很少，国民自卫军大都又没有受过训练，许多连枪都没打过。
据戈特指挥部内的参谋长统计：伦敦守军中，能直接同敌人厮杀的战斗兵只占30%，国民自卫军的，民兵兵又占了将近70%。
而且英国军队之前在敦刻尔克丢掉了绝大多数重武器装备，之后又在英吉利海峡沿海一带丢掉了剩下一小部分重武器装备。导致现在他们还能收集起来的火炮，甚至还没德军一个整编炮兵团火力配置强。
在战火烧到泰晤士河南岸时，英国皇家空军的战机也己损失殆尽，剩下少数幸存战机，也已经转移到北爱尔兰的机场避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