炳照走了，好似不辞而别地走了，因为他走得如此突然，那么仓促，我们没有来得及话别，没有来得及再叙叙旧。炳照常常称我为老师，其实我哪里是他的老师，而是同学，是同事，是朋友，只不过我比他年长几岁，早几年毕业而已。我认识炳照是在1962年我从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调回北京师范大学，他正在中国教育史研究班学习的时候。我因为在北京师范大学只上了两年学就到苏联去了，没有学过中国教育史，因此就到中国教育史研究班去旁听。所以我说与炳照是同学，一点不假。炳照毕业就留在教育系，我们又是教育系的同事，一直到他走的那一天，其间我们又曾同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议组成员，每次开评议会他都帮助我做许多工作。他还帮助我编纂《中国教育大系》《中国教育大百科全书》。我们两人的情谊岂能用同学、同事、朋友几个词说得清楚？
炳照是中国教育史学界承上启下的人物。他师承毛礼锐、陈景磐、陈元晖、邵鹤亭、瞿菊农等老一辈教育史学家，“**”以后，他接过这批老先生的班，开拓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他先后主编了《中国教育思想史》《中国教育制度史》等专著，又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的编纂工作。他对我国古代私学、书院和科举制度又深有研究。他不仅研究中国教育通史，而且拓展了区域教育发展史的研究。他对教育史学也有较深的研究和独特的见地。
他坚持教育史研究中“古为今用，以史为鉴”的史学原则。他认为研究中国教育思想史是要“探寻教育思想产生、发展及其演进的历程，挖掘历代教育思想的丰富内涵，总结前人认识教育现象、指导教育实践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揭示教育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研究中国教育制度史“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对历代教育制度做出历史文献史料的描述，更重要的，是应该在重新审视中国历史上教育制度的形成、发展和变化的历史时，回答教育制度作为一个历史存在物的存在特性，及其与现实存在的教育制度之间的关联，探讨现代教育问题的历史根源”。
他在史学研究中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实事求是。例如，他对待传统教育持两点论的态度，认为中国传统教育具有鲜明的二重性——“传统教育重视德育，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素养和文明程度，形成了多方面的传统美德，同时又强化了神权、君权、父权、夫权，勒紧了四大精神枷锁”。只有坚持两点论才能认识传统教育的本质，才能正确处理传统教育与教育现代化的关系。
炳照虽然是研究中国教育史的，但他一直关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现实。他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特别是师范教育给予了很大的关注，撰写了许多论文。直到他去世前夕，还对当时国家制定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中肯的意见。
炳照作为国家重点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不仅开展了中国教育史多领域的研究，而且培养了15届博士研究生，40多人获得博士学位，为中国教育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炳照为人达观、率直、诚恳，乐于助人；他治学严谨、慎思、笃学，勇于探索学术创新；为师以身作则，诲人不倦。他为教育学科的建设、人才培育特别是中国教育史的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王炳照教育文集》的出版不仅是对炳照的最好纪念，也丰富了中国教育理论宝库。读者一定会从他的论文中学习到他的道德文章。正是：
做人、做事、做学问一丝不苟，精神常在；
同学、同事、同讲坛四十余载，情谊非常。
[1] 2010年5月8日写于北京求是书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