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益夫（2002）在对我国高等教育投资规模、不同学历层次、不同教育形式、不同类型院校和不同学科的投资结构、高等教育政府拨款机制和高校经费来源渠道、高校投资管理组织机构、高校的办学成本及补偿方式进行了深入探讨后，对中国高等教育投资合理化模式进行研究，建立了包括5个二级指标、8个三级指标和4个四级指标的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运用德尔菲法、模糊评价等方法对中国高等教育投资进行合理化评估，构建了中国高等教育投资合理化的目标模式，即投资来源多元化、投资规模适度化、投资结构合理化、投资管理科学化、投资利用高效化的“五化”模式。[54]
陈梦（2009）通过对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现状分析和对福建省高等教育投资的案例分析，揭示出制约我国高教投资体制改革的原因主要是“政府失灵”现象的存在、法律法规约束力软化、各行为主体责权利关系尚未理清。他通过高等教育投资体制内在理论的建构，尝试性地归纳出具有普适性的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模式的类型，即市场主导型、政府主导型和政府和市场共同主导型。[55]
张乐天（2008）认为高等教育财政政策的核心问题是自由、公平与效率。高等教育财政政策需要不断优化和完善，当前要加大监督力度，优化比例结构；建立和完善高等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预算办法，完善预算体系；改进高等教育经费的拨款方式，逐步建立以公平、效率、效益为基础的“多重目标合理组合”的拨款模式。[56]
吕炜等（2004）认为中国高等教育财政改革需要重塑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对高等教育的分权模式；实行高等教育基金制；完善高等教育财政预算管理制度；改革高等教育经费财政拨款模式，实行多政策参数的拨款公式，建立健全高校质量评估机制和评价指标体系，常规拨款与专项拨款相结合，形成政府宏观管理、高校自我约束、社会参与评价相结合的有效机制；建立高等教育经费多元筹集模式，通过创收、接受捐赠、教育彩票、发行股票、银行贷款等方式筹集资金；科学确定高等教育财政成本回收政策；完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提高高等教育效益；加强制度与环境的配套建设。[57]
纵观以上研究，建立多政策参数的财政拨款机制，客观反映高校成本，增强公式对高校内涵建设的刺激，构建“政府→中介→学校”三方协调运作机制与“公式加合同”复合拨款模式[58]等做法已引起学者们的普遍关注。
（三）关于高等教育改革与投资政策历史分期的研究
李云（2005）认为我国公立高等教育投资来源结构经历了从完全依靠政府投入到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投资来源的历史变迁，他将其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其一为国家财政全额负担高等教育成本时期（1949-1985年）；其二为个人开始分担高等教育成本，国家财政全额负担局面被打破的过渡时期（1985-1992年）；其三为个人分担高等教育成本比例大幅上升，以财政拨款为主的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体制形成时期（1992年至今）。[59]
陈旭（2007）认为中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的高等教育投入以政府为唯一主体。第二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1994年“并轨”试点收费时期。第三阶段为1994年至今。这一阶段，中国高等教育已逐步改变单一依靠财政拨款的体制，正在形成以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筹集资金的新体制。[60]
王翊（2007）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投资的制度变迁，从强制性和诱致性两个角度进行了分析。1949-1980年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并可分为六个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恢复时期（1949-1952年）；全面步入计划经济体制时期（1952-1957年）；高等教育“大跃进”与“大学劳动化”时期（1958-1960年）；中国高等教育制度调整与重新正常化时期（1961-1965年）；“**”与“大学政治化”时期（1966-1976年）和高等教育投资的恢复调整时期（1977-1980年）。1981年至今我国高等教育投资制度变迁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61]
范纯琍（2005）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投资发展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单一依靠财政拨款的第一阶段（1949-1979年）；以财政拨款为主，社会筹资和高等教育办学机构自筹为辅的第二阶段（1980-1998年）；拟形成以高等教育办学机构自筹和社会筹资为主，财政拨款为辅的第三阶段（1999年至今）。[62]
陈建俞（2004）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投资政策变化分为三个阶段：一是高等教育投资政策草创阶段（1978-1992年），这一时期的政策特点是教育被提升到战略性的地位、高等教育实行两级管理、允许高校收费和创收。二是高等教育投资政策完善阶段（1992-1999年），这一时期的政策特点是多元的投资主体、重点财政投资和基金制的拨款方式。三是高等教育投资政策发展阶段（1999年至今），这一时期的政策目标是建立与公共财政体制相适应的教育财政制度，保证经费持续稳定增长；建立社会投资、出资和捐资办学的有效激励机制；完善国家和社会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制度；建立科学、规范的教育经费管理制度，不断提高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益。[63]
吕炜等（2004）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高等教育的财政体制分为中央统一财政与分级管理（1949-1980年）、地方负责与分级管理（1980-1993年）和教育财政的新体制（1993年至今）三个时期。[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