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庆提出了政策评估的首要标准和次要标准。他认为，对于一项政策的整体评估是建立在若干单元评估基础上的。因此，他把用于整体评估的标准称为首要标准，把用于单元评估的标准称为次要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总量评估和首要标准是自变量，而单元评估和次要标准是因变量。[22]
黄明东和刘丽霞等学者认为，政策评估既要建立价值标准，也要建立事实标准。价值标准是建立在伦理道德、文化观念等社会和政治价值观的基础上的，目的在于确定政策的价值影响。其考虑的是“值不值”、“该不该”的问题。多以效益为前提，可以由以下问题来表述：①政策是否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②政策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③政策是否有利于增进公众的团结；④政策是否有利于保持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⑤政策是否坚持了社会公正的原则。事实标准的确立是以既定事实为依据，通过调查、统计等实证方法建立数字、比例等一些量化关系，目的在于体现政策在事实上产生了哪些实际的效果和影响。其考虑的主要是“是不是”、“行不行”的问题。多以效率为前提，可以由以下问题来表述：①政策的投入与产出的相关程度；②政策的目标实现的范围和程度；③政策对社会的影响程度。
上述研究观点各有千秋，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之所以无法对政策的评估有一个确定的通行的标准，主要是对政策进行评估面临着很多困难。“政策目标的不确定性、因果关系的复杂性、政策效果的分散性、有效信息数据的缺乏、各方面的消极抵制等都可能使评估结果缺乏说服力。”[23]因而，对判断政策是否有效的标准确定需要考虑各种因素。我们认为，对高等教育投资政策有效性的评估，不能仅仅从政策实施的结果上进行终结性评价，而应该从高等教育投资政策的制定、实施和结果等三个层面进行过程性评价，不仅要进行价值评价，还要进行事实评价。据此原则，我们从如下几个方面建立了高等教育投资政策有效性评价的标准与分析框架（见表3-1）。
表3-1 高等教育投资政策有效性评价分析框架
续表
（一）高等教育投资政策的制定
高等教育投资政策制定的有效性标准主要从可行性角度衡量高等教育投资政策的制定是否符合一定时期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水平与需要。因此，政策制定的有效性标准又可以分为政治可行性、经济可行性、文化可行性和社会可行性四个二级指标。
——政治可行性。政策必须符合一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原则。我国高等教育投资政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体现公益、公道、平等、民主等原则，在政策系统中不能与其他政策相矛盾，与相关政策具有连续性与协调性，得到政府有关部门和人员的认可与支持。该指标又分为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与相关政策的协调程度两个三级指标。
——经济可行性。教育政策方案必须与一个地区的经济实力相匹配，必须得到财政、物质资源上的支持与保证。同时，高等教育投资不仅是政府的事情，家庭的学费支付能力也是影响投资政策的重要方面。该指标又分为政府财政收入、经济实力和家庭的支付能力两个三级指标。
——文化可行性。教育政策方案必须符合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传统，符合当时社会的价值规范，以及伦理道德观念。同时，高等教育投资政策还必须立足于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基础，通过相关政策的出台，有针对性地解决高等教育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该指标又分为历史文化传统和高等教育基础两个三级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