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里所讲的也只是绩效结构的“理想类型”，而且很多问题现在还难以看清。某些有关市场化改革中的学校的经验研究试图表明，市场经济改革带给教育的更多的是负面效应：市场机制中的学校只追求那些可被测量的教育目标，如学习成绩，忽视教育中极其重要的其他方面，如合作精神，导致专业性被责任制取代，和谐的人际关系被成本计算和监督取代；由于衡量一所学校是否成功的标准是其在教育市场中的绩效，这种只重结果的评价方式把教育这种本来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简化为一种“投入—产出”的过程，学校也因此丧失自身的教育机构身份而变成一种企业式的组织；此外，强调竞争拉大了重点学校与薄弱学校之间的差距，而且也拉大了“好学生”和“差学生”之间的待遇差别，并很有可能使本来有限的教育资源部分地投入到学校的市场运作之中。也许只有进一步观察才能有一个更权威的认识，但绩效结构的大量出现确实改变了学校组织结构的原有版图。
（二）韦伯结构
在韦伯的科层组织模型中，他列举了几乎所有现代组织（包括学校）都具有的正式特征：劳动分工与专门化（divisionoflaborandspecialization）、非人格化取向（impersonalorientation）、权威等级（hierarchyofauthority）、规章制度（rulesandregulations）和履历取向（careerorientation）。韦伯把这种科层组织看成现代组织的理想类型。我们在此接纳前人的意见，把这种专业取向和科层取向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的组织结构命名为“韦伯结构”（Weberianstructure），这种韦伯结构在一些运作良好的示范性学校（尤其是高中）中我们可以看到其某些影子。
值得注意的是，韦伯结构的“效率取向”与我们前面所分析的绩效结构的“效率取向”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取向，在这里，效率的标准是一种专业精英的标准，而不是一种市场取向的准则。正因为如此，集三种取向于一体的韦伯结构作为一种“理想类型”是否真的就是最理想的学校组织结构类型？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现在看来已经到谜底揭晓的时候。首先，要实现和维持这样一种结合都需要满足比较苛刻的条件，这在很多时候是难以承受的。其次，由专业精英界定效率标准也是一件喜忧参半的事情，因为对学习者自身需要的忽视或扭曲在这里还是存在很大的可能性。最后，这可能导致学校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知识体系里运作，非专业知识（包括官方知识和民间知识）的作用难以得到体现，而后者在经验上常常构成了学校组织发展的关键。
（三）专业结构
专业结构（professionalstructure）是由专业人员做出重要决策的结构。这一群体的成员被认为是拥有专业知识的专业人员。规则与程序的作用是指导，而不是必须严格执行的划一的形式。特殊情况也可能是规则而不是什么例外，因为相机行事本来就是专业工作者的自由。在组织决策过程中，教师的权力较大。简而言之，只有那些拥有知识与专业技能的人才能做出决策。值得注意的是，由专业人员负责决策不同于我们前面所说的行动取向占主导地位的情形。在这里，有形的规章制度的约束并不严厉，甚至显得有些多余，但专业人员仍能有效决策的关键在于他们都拥有一套共享信念和强有力的自我约束机制。有时我们说当教师其实是一种“良心活儿”，这在某种意义上透露出我们学校组织中的这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