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进行说课、听课和评课的活动，根本上是促进教师的教学反思。美国教育家杜威提出过“反思性思维”的概念，这是教师进行教学反思的重要理论基础。在实际教学活动中，没有反思就没有进步，教师要经常有意识地对自己的教学行为进行反省、剖析和审慎思考。因此，教学反思指向教师内部的认知过程和外部的教学行为，目的就在于解决教学活动中的问题、提高教育教学工作的成效并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
四、课堂教学的组织形式
（一）教学组织形式的历史发展
在古代社会，社会生产的条件只能允许个别化地对儿童进行教导，这是一种个别教授的形式。学校出现后，教学从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中分离出来，由于学校教育被统治阶级所垄断，且受教育的人数不多，因而学校教学普遍采用个别教授形式，由一个教师面向一两个学生进行教学。我国商、周至隋唐时期的各级官学和私学，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各类学校以及中世纪的教会学校和宫廷教育等，均采用个别形式进行教学。个别教学难以系统化、程序化，因而效率不高，只能适应当时学生人数不多且教学内容比较简单的教学要求。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教育本身的发展，在人类教育史上逐渐出现了集体教学。例如，在我国的宋、元、明、清各代书院教学中已经存在集体教学的形式了。在这种教学中，教师教的不再是一两名学生，而是很多学生，除了教师个别地给每个学生讲授、指导外，教学中还存在学生共同进行某些学习活动，如朗读、互相讨论等。当然，这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班级授课，譬如学生在年龄、程度、修业年限及学习进度上仍参差不齐，尚未形成规范化的班级和课堂教学。但正是这种组织形式，才构成了以后班级授课产生的基础。
生产的发展要求更多的人接受教育，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教学有比较固定的结构和程序，在中世纪末期，集体性的教学组织形式便产生了。到了17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初步发展，教学组织形式上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班级授课就是标志性的一种发展。除了班级授课之外，近代世界各国在学校教育领域探索出了不少新颖的形式，如导生制（又称贝尔—兰喀斯特制）、道尔顿制和文纳特卡制等。
（二）班级授课制
班级授课制由捷克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Comenius，J.A，1592—1670）提出。夸美纽斯倡导“泛智论”，强**学就是“把一切知识教给一切人的艺术”，在教学组织形式上相应地提出了班级授课的基本制度。后来又经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进一步完善而基本定型。工业革命以后，随着机器生产对学校教学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欧美各国逐步推行了这种教学组织形式。我国最早在19世纪中后期采用了班级授课的形式，1903年“癸卯学制”改革以后在全国范围推行。
班级授课制是将学生按年龄和程度编成班级，使每一班级有固定的学生和课堂，由教师按照固定的教学时间表对全体学生进行上课的教学组织形式。班级授课制是集体的教学组织形式的最高形式。班级授课的产生适应了科学知识丰富、科学门类增多、知识技能日益复杂这一趋势，反映了在受教育人数增多的形势下人们对学校教学的要求，有利于提高教学效率并扩大教学的教育效果。
班级授课制的优点在于：有利于发挥教师主导作用，经济有效地大面积培养人才；有利于发挥集体的教育作用；有利于严格管理教学，使教学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
但是班级授课制也有其弊端。主要在于过于强调整齐划一和集体统一，过于标准化、同步化、集体化，不能很好地适应学生的个别差异，不易发挥学生的全部潜力，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志趣、特长和发挥他们的个性才能。我国许多地区由于经济条件所限，师资力量不够等因素，班级规模过大，使得教师一时之间难以兼顾不同水平、不同特点的学生的多种类、多层次需求，使得班级授课制的弊端尤为突出。
小班化教学则是针对这种弊端而产生的一种教育改革趋势。它在保留班级授课制优点的同时较好地克服了其弊端，有利于真正体现因材施教的原则，使所有学生都能达到最佳发展。所谓“小班”，是从班级学生的数额来谈的，一般而言，小班的学生数额不超过30人。与小班相对应，由于教育资源的相对紧缺，我们绝大部分班级的人数都比较多，“大班化”教学带来的班级管理混乱、不利于因材施教等弊病日益突出。之所以出现小班化教学，就是因为大班化教学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一是在教学方法上，由于班级学生人数较多，教师客观上无法顾及每一个学生，教师往往运用满堂灌的教学方法，师生之间缺乏沟通；二是在教学管理上，由于班级拥挤不堪，往往容易引起班级管理混乱，很难形成良好的班风，教师往往要花费大量时间来处理学生的纪律问题，导致花费在教学方面的时间减少，也影响教学质量的提高；三是在师生关系上，班额过大，教师与每个学生之间的平均交流的机会和时间就会相应减少，教师关照学生的程度降低，学生跟教师相处的机会大大减少，这极大地影响了融洽的师生关系的建立。
[1] 孟宪承：《中国古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100页。
[2] 孟宪承：《中国古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97页。
[3] 孙邦正：《普通教学法》，台湾国立编辑馆出版，1977年，第27～28页。
[4] 唐文中：《教学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页。
[5] 顾明远：《教育大辞典》，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78页。
[6] 王策三：《教学论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88页。
[7] 袁振国：《当代教育学》，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59页。
[8] [美]斯特弗、盖尔主编：《教育中的建构主义》，高文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