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教学方法生动活泼。韩愈认为教学的生动性并不影响教学内容的思想性,因此在给学生讲课时,不是因为他倡导师道尊严就终日板着面孔教训人,而是采用多种形式使教学生动活泼。他的学生皇甫湜在《韩文公墓志》中称赞韩愈授课“讲评孜孜,以磨诸生,恐不完美,游以恢笑啸歌,使皆醉义忘归”。“恢笑啸歌”就是采用多种方式活跃课堂气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2.柳宗元的为师之道
柳宗元(公元773-819年),字子厚,世称“柳河东”,山西永济人,唐朝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与韩愈一样,认为师道是十分重要的,是不可废的。他严肃对待教师的个人修养,正确处理教和学的关系,提出过一些很有见地的论述,颇有启发意义。他写下了《师友箴》《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等涉及教育和师道的文章,提出了以“交以为师”为核心的师道观。
1)教育者应该以“言道、讲古、穷文辞”为己任
柳宗元对教师的条件有严格的要求,他充分肯定了教师在传道、授业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教师的任务是“言道、讲古、穷文辞”。“言道”,就是宣传教师要把社会观点系统化;“讲古”,就是要介绍历史事实和经验教训;“穷文辞”,就是要高度重视逻辑、语言技巧、文学修养,要使写出来的东西意思清楚,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2)教师不能沽名钓誉,应该“求实”
柳宗元认为教育者不能以人师自居,并引用孟子的话“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来批判那种“抗颜为人师”之人的傲慢态度。他认为做教师不在于有没有名分,而在于有没有教师的实质,他主张“取其实而去其名”[54],既反对有名无实,也反对名过其实。因此柳宗元对教师的要求也很严,认为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为人师,必须具有学问、道德、才智,方可为人师。
3)倡导平等民主的新型师生关系
柳宗元继承了韩愈“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思想,提出了“交以为师”[55]的主张,即师生应像朋友一样,相互交流、切磋、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建立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而不是单纯的教导与被教导的关系。他还认为学无常师,师生的界限也不是绝对的,“道苟在焉,佣丐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56]。只要正道在身,即使是奴仆或乞丐,也可拜为师友;正道不存,即使是达官贵人,也不能以师友相称。
柳宗元这种强调以师为友、以友为师、师友并称的思想,包含着师生平等和教育民主的进步因素,这在古代实在是难能可贵。对于今天的师生关系仍有借鉴意义。
4)提倡认真、坦诚、耐心的教学态度
柳宗元对求学者总是竭诚相待,循循善诱,他曾对严厚舆说:“幸而亟来,终日与吾子言。不敢倦,不敢爱,不敢肆。”[57]在这里,反映了他教学态度上的三个特点:第一,认真。他对前来的求教者,自己的态度是严肃认真,不敢马虎大意(“不敢肆”)。第二,坦诚。不吝啬自己的知识(“不敢爱”),“有诸内者不敢爱惜”,即慷慨地、无保留地把知识传授给学生。第三,耐心。他学习孔子诲人不倦的精神(“不敢倦”),有问必答,有求必应。
此外,柳宗元还继承发展了前辈的重要教育思想,如有教无类、因材施教,重视言传身教、环境育人。
(三)白鹿洞书院教条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先生,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南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世称“朱子”,是继孔子、孟子之后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宋朝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朱熹是一位热心讲学兴教的著名教育家,一生直接从事教育活动达四十余年,是宋朝对教师修养发展的最大贡献者。朱熹为白鹿洞书院制定的学规《白鹿洞书院教条》,可称为封建社会教师修养系统化的范本。他所阐述的教育观念和教师思想,对于我们新时代的教师修养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朱熹继承了孔子“学而优则仕”“有教无类”的教育目标,提出了教育的目的和作用就在于“明人伦”,教师就是要力学教人,修身治国。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朱熹对教师提出以下要求:
1.教师应具有道德修养,热爱学生
朱熹认为只有严格地选择德高望重学识卓著的教师,才能办好学校,教好学生,即“择师不可不慎”[58]。他还认为教师应当忠于职守、忠于学生才能真正做到“诲人不倦”。朱熹的这种精神在教学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使学生非常感动。根据朱熹上述的表现,我们用“无微不至关心学生,全心全意教育学生”来总括其爱学生之情。
2.教师要有远大的志向
朱熹认为,立志是关系到做人的方向问题。他说:“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无著力处。而今人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作贵人而不要做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59]这里所说的“无著力处”,指的就是做人的方向不明,不知向何处努力。朱熹认为教师树立高尚的志向,坚强的信心,对于自身道德修养的完善是至关重要的。
3.知行统一,重力行而不轻知
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教条》中,引用《中庸》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教学五步法为“为学之序”(多方面、广泛地学习各种知识,并认真地向人请教,慎重地进行思考,明确地分辨是非,诚心诚意地彻底实行),并以此来指导和教诲学生。朱熹认为,知行二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60]。他认为,在知与行二者之间,行比知更为重要,这种主张知与行结合与“知先行重”的观点,对于教师加强自身学识,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