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民国政府公布的《师范教育法》第112条规定：“师范学校教员须品格健全。”第113条又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任用为师范学校教师：①违犯刑法证据确凿者；②成绩不良者；③旷废职务者；④怠于训育及校务者；⑤患精神病或身有痼疾不能任事者；⑥行为不检或有不良嗜好者。”民国政府对师范生训育，尤为严格。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公布的《修正师范学校章程》规定：“校长、全体教师均负责训育责任，须以身作则，采用团体训练、个别训练，指导学生一切课内课外之活动。……校长及专任教员均以住宿校内为原则，与学生共同生活。”
可见，中国早期的师范教育，遵循中国历代相承的“师严道尊”的遗风，对教师的道德、操行诸方面要求甚为严格。
二、担教育兴国之责
鸦片战争后，为挽救民族危亡，一批爱国志士提出“教育兴国”的思想，认为中国衰弱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不良，科学落后，所以就要从改良教育入手。近代教育史上“教育救国论”的宣传者，首推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和梁启超。
康有为（1858—1927年），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后人称他南海先生。康有为是一位学贯中西的教育家，是近代教育史上“教育救国论”的宣传者，他把教育作为“救亡图存”的重要手段。康有为曾在“万木草堂”讲学多年，不仅学术思想影响很大，其为师的品格修养也令学生敬慕。
康有为十分重视教师道德的影响和作用，认为全社会必须尊师重教。《大同书》中他对教师的要求做了精辟见解。
康有为大同世界的学校体系包括育婴员院、小学院、中学院和大学院，教师要根据学生不同的特点来进行教育和培养。他特别要求教师要有真才实学，在《大同书》中对各级教师都提出了很高的素质要求。他指出幼儿教师要“德性慈祥、身体强健、资质敏慧，有恒心而无倦心，有弄性而非方品者”；小学教师要“德性仁慈，威仪端正，学问通达，诲诱不倦”。幼儿和小学教师应由女性担当，因为“女子静细慈和，爱抚婴儿，而有耐性，有恒心，有弄心”；中学教师要“行谊方正，德性仁明，文字广博，思悟通妙，而又诲人不倦，慈幼有恒”；大学教师要“专学精深奥妙实验有得”[2]。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教育家。他也十分重视教师的作用，认为要培养有特色的公民，必须依靠教育；而发展教育，必须发展师范教育，培养教师。他要求教师热爱教育，热心教育，从辛苦的工作中领略个中趣味，没有责任，没有目的的教师，其苦不可名状，是真正的苦。这种强**师献身教育事业，把教师职业与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考察的观点，是十分可贵的。他在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时，制定了一个《湖南时务学堂学约》，规定了十条对教师的要求：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
三、“学诣”第一
辛亥革命后，取消了清末学部的建置，而代之以教育部总管全国教育事务。随后国内开始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北洋军阀政府推行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大搞复古主义的教育，致使辛亥革命后所进行的一系列教育改革遭到严重破坏，封建复古思想和买办文化又占据统治地位。以进行过初步民主改革的北京大学为例，到1916年，学校面貌虽然有了一些变化，但改革成效不显著，表现为校政腐败，学校制度混乱，学生求官心切，学术空气淡薄，封建文化泛滥，不少师生品行不检，为社会所菲薄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