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上拨乱反正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审查和解决了一大批历史遗留问题，撤销了一批错误文件，纠正了一批冤假错案。同时，肯定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这从根本上冲破了“左”倾错误的长期束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基本思路和要求，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二）教育领域拨乱反正
伴随着政治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教育领域率先践行拨乱反正。1977年，邓小平同志在与时任教育部部长刘西尧的谈话中指出了“两个估计”和“工宣队”的问题，即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所谓的“两个估计”（即“**”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不符合实际的，要求教育部解放思想，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教育部组织开展了对“两个估计”的批判。1978年，刘西尧部长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报告中指出：“‘两个估计’是‘四人帮’在教育战线上反动思想的核心，影响最深，危害最大。他们制造的许多谬论和事件，都是由此派生的。”[1]1979年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建议中央撤销两个文件的报告》，撤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和《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两份文件。围绕谈话中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工宣队”撤出问题，1977年11月，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工宣队问题的请示报告》，决定从学校撤出工宣队。根据中央批示，“**”期间为在大、中、小学中占领上层建筑阵地而进驻的工宣队全部撤出。[2]
随着一系列纠偏工作的推进，党和政府逐渐拨正在“**”中对知识分子角色和地位的认知偏差，平反了教育领域一批冤假错案。1978年10月，胡耀邦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的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中指出，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状况已经发生了一系列根本变化，因此，我们党在1949年前后提出来的“以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团结、教育、改造”这个方针，已经不适用。1979年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进一步指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从事脑力劳动的工人阶级，是党的依靠力量……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基本条件之一”。这一系列纠偏工作为恢复教育领域工作秩序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