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间，聋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虽然受到了影响，期间也停了课，但学校的老师还正常上班。
1967年复课后还出现了“出去办学”的活动，北京市的四所聋哑学校[1]都要派人到郊区去，解决农村聋哑儿童的上学问题。当时，一聋去了平谷，二聋去了延庆，三聋去了怀柔，四聋去了房山。二聋去了延庆县山沟里的四海公社。当时学校轮流派去一些年轻老师，我也去了，还在那儿开了现场会。那时候北京的交通很不方便，每次我们从城区到四海公社，都要先从德胜门坐公交车到延庆，在延庆招待所住一宿，第二天早晨再坐公交车到四海公社，前后得走一天多的时间，后来我们在那里成立了“四海班”。
20世纪70年代，人民英雄纪念碑前
为了学习各地聋校的经验，北京市四所聋校教导处的负责人（我是二聋教导处负责人）、四个军代表或工宣队代表，组成了一个学习团，到南方各地去学习。当时从北京到广州的火车票，只在六天之内有效。为了节省经费又尽可能多参观几个地方，我们先从北京到石家庄，然后到郑州，在郑州停一天，联系好当地的学校之后，马上去了解特殊教育学校的情况，看了之后晚上再坐车到武汉，在武汉停一天，然后去长沙，在长沙再停一天，最后到广州，到广州时正好是有效期的最后一天。这样奔波是很辛苦的，回来的时候我们由广州到杭州，再到上海、南京、济南，最后回到北京。回来之后的报告是我写的，我现在还保留着。
了解各地聋校的复课情况，对我思想上的影响很大，不仅开阔了我的眼界，还使我和全国好多地方的特殊教育学校联系上了。到上海的时候，我再次见到银春铭，我们从苏联回国以后好长时间都没有见过面。当时条件比较艰苦，在上海停留的那天晚上，我们就在参观学校的教室里用桌子拼成通铺睡了一宿，第二天继续参观学校。那时候出差没那么多经费，基本上就只有来回的火车票钱，夏天能睡教室已经很不错了。
“**”后期，教育部也逐渐恢复了，开始编写统编教材，我也参加了当时的课程改革。
[1] 北京市第一聋哑学校、北京市第二聋哑学校、北京市第三聋哑学校、北京市第四聋哑学校，简称一聋、二聋、三聋、四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