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参加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国际手势语讨论会
1984年，在英国布里斯托的聋校
1991年，在英国的一所聋校
1995年，在以色列国际聋教育大会上发言
我去过挪威两次，一次是跟着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代表团去的，另一次是带着北师大的一些老师去的。奥斯陆大学邀请我介绍了中国特殊教育的情况。有几件事让我印象很深。奥斯陆大学特殊教育系的一位教授带我们去一个小城市参观特殊教育机构。我参加了他们的一个座谈会，座谈会上有心理学家、校长、教师、家长等。他们给我介绍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特殊教育机构。接着我们参观另外一个地方，参加他们的座谈会，地方的议员、心理学家、校长、教师、家长等参与座谈，讨论为什么在这里要解散一所特殊教育学校。由此，我体会到一点，进行特殊教育要从孩子的情况出发，从地方的实际出发，要最大限度地有利于当地的孩子。我还参观了他们的twinsschool，即双胞胎学校。这种学校有两种性质，招收聋孩子和普通孩子两种孩子，分类进行教育。学校里的很多设施设备都可以共用，这对我们是有启发的。
我也去过韩国两次，其中一次是访问韩国大邱大学的特殊教育研究生院。该研究生院是单独设立的特殊教育研究生院，规模很大。我先到了釜山，在釜山大学就中国的特殊教育发展状况做了演讲。演讲开头的一段开场白，我是用韩语读的，就是用拼音标注的韩语说的。这是我出国演讲形成的一个习惯，无论在哪个国家演讲，都会临时学一点当地的语言，这样能够吸引听众。大邱大学特殊教育研究生院的研究生听了我的讲座，还和我座谈，听我讲从事特殊教育的故事。另外一次去韩国和国内的聋人双语教学研究有关系，当时我们特殊教育研究会和高等教育研究会的七八个人到韩国考察。当时国内兴起了聋人双语教学，联合国儿童基金委员会请我对双语教学进行评估。我告诉他们，如果要找我评估，我会实事求是地说出我的学术观点。实际情况是，韩国打算做聋人双语教学的实验，为天津聋校提供8万美元开展研究。我们去首尔聋校考察时，学校向我们介绍的是口语教学，并没有讲手势语。我们到韩国特殊教育研究所访问时，对方介绍了韩国特殊教育的研究情况。我反复问他们，是不是把双语教学作为最主要的方法。结果不管我怎么问，他们都没有回答。我回到中国就感慨，既然双语教学这么好，为什么韩国给中国8万美元，却不在自己国家的聋校开展这项研究？双语教学到底是一种学术性的观点，还是外国人拿中国人来做实验？通过对韩国的这次实地考察，我对聋人双语教学有了更多了解，也进行了质疑。
这些年与各国的学术交流活动起到了几个方面的作用：一是了解了他们特殊教育的真实情况；二是结识了很多特殊教育界的友人，查找并带回了很多珍贵的资料；三是让他们的地方开始有来自中国特殊教育的声音，让他们能够了解中国特殊教育的发展。中国在“**”期间中断的与国际特殊教育的联系得到恢复，国际组织也从这些会议中了解到，中国的北师大建立了特殊教育专业，国际特殊教育组织册子里开始有北师大的联系方式，为北师大对外交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000年，与韩国大邱大学特殊教育研究生院院长
与韩国特殊教育研究会理事长等人
[1] 英文全称为CouncilforExceptionalChildren，简称CEC，是世界上较大的特殊教育学术团体，1922年成立于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其年会是世界上影响较大的特殊教育学术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