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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国的图书馆看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的教育杂志，查过里面有关特殊教育的文章。北师大图书馆缺少该杂志民国前几年的几卷，但我在美国得克萨斯图书馆查到了。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的教育杂志，这个图书馆从第一卷第一本到最后一本全部都有。

应邀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州教育局介绍中国特殊教育

在美国杨百翰大学校门前

我在美国凤凰城参观过一个融合式的特殊教育学校，去之前我在网上专门查过这个学校的信息。参观结束后，学校给了我一些材料，还介绍我到学区去看看。这样我对美国学区里各种类型的残疾学生的情况都有所了解，也因此对“inclusive”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美国，无论是大学还是小学，无论是普通学校还是特殊教育学校，无论是普通家庭还是教授的家庭，我都去过，对美国特殊教育的情况有了一些了解，后来写文章、发言时就敢在这方面说话。

我们看到了美国特殊教育发展的优势，也要看到他们的劣势。我第二次去美国的时候，在华盛顿约见美国教育部副部长，听他介绍美国特殊教育的情况。后来我和美国负责特殊教育的官员一起吃饭，了解到他们多元文化地区的特殊教育发展得并不好，美国采取各种优惠政策，为教师提供上大学的名额，拨大笔经费给保留区等。但这些教师的流失状况依然严重，他们上完大学回本地最多工作两年就走了，基本上教师两年就要全部轮换一次，造成多元文化地区特殊教育的发展质量不尽人意。

在美国俄亥俄州州立大学图书馆

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聋校

在美国访问

和美国残疾孩子在一起

1984年9月，我参加了在英国布里斯托举办的国际手势语讨论会（TheInternationalSignLanguageWorkshop），并在大会上发言，发表论文TheSignLanguagefortheDeafinChina（《中国聋人的手势语》）。布里斯托大学聋人中心主任吉姆·凯尔（JimKyle）是研究手语的。1984年，他去广州聋校参观时，广州聋校校长告诉他，北师大有特殊教育专业了。他就坐飞机到北京，专门到北师大找我了解了一些情况。我向他讲中国特殊教育的一些情况，还提到英国第一所聋校爱丁堡聋校的建立者、建立时间、具体情况，英国聋教育的现状等。于是，吉姆·凯尔对我说：“你对我们国家的特殊教育了解，我对你们的特殊教育却不了解。明年布里斯托大学有个欧洲手语会，我请你去参加。”很快，他从欧洲共同体和英中友好协会申请到了经费，由此我第一次踏上了英国的土地。吉姆·凯尔为人很好，他专门开车到伦敦来接我。参加会议期间，我讲了中国手语的一些情况。当时我的英语还不是很好，不能全部用英语讲，基本上说的是中文，吉姆·凯尔特地找了一个留学生做翻译。

在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特殊教育专家的家中

1995年，与美国加劳德特大学校长

1991年，我第二次去英国。这次国家教委师范司司长带队，我当副团长，团员都是中等特殊教育师范学校的校长或者老师。我应邀在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曼彻斯特大学、布里斯托大学、伯明翰大学分别讲了中国的特殊教育。在布里斯托大学聋人研究中心，我们看到一些现代助听技术，比如聋人电话，聋人可以通过这种专门设备将对方的语音信息转成文字信息。英国最早提出“specialeducationneeds”的概念，即将特殊教育的概念扩大。过去特殊教育的对象残疾人占总人口3%左右，而具有特殊教育需要的人口比例可能会有10%～15%。英国教育部规定，所有学校的教师都应该接受特殊教育培训，也就是他们要求普通班级的教师一定要懂点特殊教育知识。按照10%～15%的比例计算，二三十个孩子中，至少两个孩子有特殊教育需要，因此所有的教师都应该学习特殊教育的知识和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