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马，我再次见到了当时的世界聋人联合会主席——南斯拉夫著名聋人事业领导人德勒高芦布·伏可第奇。此前，伏可第奇曾率南斯拉夫及其他国家聋人代表团到北京访问，我们见过面。在意大利，有件事情让我很有收获。意大利聋人协会主席是个聋人，我没想到他作为聋人能给我们开车。当时日本聋人协会主席对我说，日本聋人经过几年奋斗，也可以开车。然而，我们中国聋人近几年才开始实现开车的梦想。我们还参观了罗马的教会学校。在一所聋人中学，我看到班里既有普通学生，也有聋生，于是就问他们的教导主任：“为什么一个聋生班的十来个学生中，有两个健听的孩子？”他讲了两个理由：一个是这些普通孩子从这里毕业后更容易就业；另一个是班级人数少，普通孩子比在普通学校学得更多。会议期间我还见到了美国加劳德特大学的一位院长、一位主任和罗彻斯特聋人工学院的院长。加劳德特大学是世界唯一的一所聋人大学，它的一位主任柯列夫教授是《聋人百科全书》的主编。见面时，柯列夫教授对我说：“我们要出版《聋人百科全书》，你能不能写一点关于中国的情况？”能有幸参与这本书的词条撰写，我当然很高兴。我为《聋人百科全书》撰写了“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中国）部分，约3000字。1986年，我去美国参加美国特殊儿童委员会[1]（CEC）年会时，参观了加劳德特大学，又见到了他。时隔多年再次见面，我俩都很高兴，他把那套《聋人百科全书》赠送给了我。这套书很昂贵。
我去了美国6次，走过30多个州，每次一般待10天到20天，最长的一次待了3个月。我第一次去芝加哥参加美国特殊儿童委员会年会的时候，带着英文稿子和录像讲中国特殊教育的情况，结果录像带在那里播放不了，只好口头讲解。美国特殊教育研究会议的规模很大，会场是可容纳几千人的大型体育场，我才开始知道国际会议是什么样的。当时出国用的照相机是我从教育系借的，胶卷中的多数必须用来拍摄工作照。我专门去了柏金斯盲人学校，看到了海伦·凯勒曾使用过的仪器、曾触摸过的地球仪以及安妮·莎莉文曾穿过的衣服。我去过美国这么多次，预定的几项目标都达到了。罗彻斯特聋人工学院系主任将美国各州聋校的数据提供给我，包括每个学校的校长、地址、电话、邮箱、师生人数、学制、教学方法等，我心底就有数了。我到美国各个大学的图书馆查找资料，比如美国有多少所大学设有特殊教育专业。这些图书馆会把统计数字做成缩微胶片提供给我。我在得克萨斯州的图书馆里看到“inclusive”的有关材料，知道“inclusive”在美国是怎么用的，找到了根源上的解释。美国对“inclusive”有不同的意见，还有“fullinclusion”一说，部分人同意“fullinclusion”，部分人不同意“fullinclusion”。我们最初把“inclusion”翻译成“全纳”，看到“fullinclusion”的提法，我才感觉到把“inclusion”翻译成“全纳”是不合适的，采用“融合”的译法更恰当。这使我想到，有一次，我在上海开会，一位教授在会上介绍美国的“最少受限制环境”时，说的意思与美国的原意恰恰相反。我当时听了就直言不讳地提出来：“您恰恰说反了，‘最少受限制环境’不是让所有残疾孩子在一起，而是要让残疾孩子和普通孩子在一起接受教育。”看到国外的一个词，不了解它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凭自己主观的猜测去解释的做法是不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