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我升高中，报考了北京市第四中学（简称四中）。过去北京高中录取名单的公布是各个学校在门口贴红榜。我考高中那一年，北京市的高中录取名单由《光明日报》放榜，那个时候人也不多，《光明日报》登了一个多版面。四中的名单里，第一名是张季伦，第二名是乔立恭（也是我平民中学的同学），第三名便是我。我被分到高三（一）班学习，班主任是周成杰老师。
在四中的体育场
进四中后，一个班40多人，同学们团结一致，互相帮助，学习氛围浓厚。学校师资力量强，教我们化学的老师是刘景昆、沈松源，教物理的是张子鄂，教语文的是向锦江、黎靖，教数学的是管恕、周成杰，教地理的是周额青，教历史的是孙荫柏，教音乐的是凌青云，教体育的是韩茂富等人。其中，韩茂富老师是国际篮球裁判，曾执法国际赛事，这在当时的中学老师里是头一个。他是我们很尊敬的一位老师，虽然文化水平不算高，但体育很好，还是第六届和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我记得他的一件趣事：早上做早操，他在前面带操，要求我们左右两臂和两腿分开，他说“前腿在前，后腿在后”。大家一听顿时懵了，哪一只是前腿，哪一只是后腿？后来大家缓过神来哈哈大笑，原来应该是“左腿在前，右腿在后”，老师嘴快说错了。
学校有爱祖国运动会和劳卫制[1]，我们大家努力争“三好”（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非常重视体育锻炼。我努力锻炼身体，跑步和引体向上等项目都能达标。高中的学习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社会发展史这门课。那时候我个人的政治思想也逐渐成熟，愿意了解社会的发展。讲课的老师是留校任教的聂大江老师（后来当了中宣部的副部长）。我从他那里懂得了世界发展的客观规律，知道了一个人活在世上应该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在老师的指导下，我看了苏联出版的中文小册子《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普列汉诺夫著）。我记得在四中饭厅兼礼堂听过一次地质队员的报告，知道他们为祖国找矿的艰苦生活，很感动，当时心中就萌发了为祖国需要读书和贡献自己的想法。四中的学习和丰富多彩的活动，使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逐渐形成，使我明确了自己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一辈子要如何度过。
高中时我努力学习，依然偏爱数学，保持数学全是满分的成绩。后来，我做了班上团支部的组织委员。高一适逢斯大林去世，我曾作为学校代表去苏联驻华大使馆吊唁。1954年6月27日，我满18周岁那天提出了入党申请，成为我们班第一个提出入党申请的人。现在想起来，这天提出入党申请也是我个人荣誉的见证。1955年1月15日在四中，党组织讨论同意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刘铁岭和石俊池，1956年1月在留苏预备部转正。1955年6月，我以“三好学生”的身份从四中毕业。
四中团小组
在建设中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留影
1954年春季和四中同学一起游清华大学和颐和园
高三（一）班共40多人，毕业后我们班的同学总会找机会回母校聚聚，也会邀请老师参与。2015年是我们毕业60周年，这次聚会来了20多人。同学们都已年过八旬，大多数来自北京，有的从外地赶来，有的专程从美国回来，少数同学已不在人世，包括韩振东、贾曾德、卢盛煌、王燕农、史道宣等人。大家让我首先发言。回首60年的同学情谊，我感触颇多，当场赋诗一首：“毕业一甲子，返校耄耋丁。但愿人长久，畅叙少年情。”
1954年四中高三（一）班和幼师赵国有班女同学联欢后合影
1955年在四中和老师、同学合影留念，后排右三为班主任周成杰老师
1955年四中毕业纪念，一排右二是刘铁岭，二排右一是石俊池，我在三排右二
1955年出国前在姐姐家
四中毕业60周年同学聚会，前排左一是我，右三为一同考入留苏预备部的同学李垺，后排右一是一同考入留苏预备部的同学梁之滨
[1] 劳卫制源于苏联，即劳动和卫国。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确立了重视国民体质健康的指导思想。我国全面学习苏联，也包括学习在苏联行之有效的“劳卫制”，提出锻炼身体的目的是劳动和卫国。1954年，国家体委颁布《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预备级暂行条例》，后多部委共同颁布《关于在中等以上学校中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的联合指示》，从而掀起了全国中学和大学群众性体育活动的热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