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过郑州师范学院很多次，去讲过学，也指导过他们的专业建设。特殊教育是新兴的专业，如果学校大力去发展它的话，它可能成为一个特色，最后事实印证我这个观点是对的。我记得最初去郑州师范学院讲学的时候，这个学院连照相机都没有。我后来就用讲课费和自己的积蓄，购买了一台相机送给他们。一直以来我的想法就是，我的钱取自于特殊教育，也要用于特殊教育。我希望能帮多少算多少，也算是发挥自己的余热。
2012年10月，新疆师范大学开办民族特殊教育教师国培班，请我去做讲座。我一直很支持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教育，所以就答应了。去了之后，我白天给他们做讲座，主题是“中国特殊教育发展脉络”，新疆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特殊教育教研室全体教师、特殊教育专业本科生、“国培计划”特殊教育学科首期置换脱产研修班全体学员及乌鲁木齐市聋人学校的部分教师来听了讲座。当晚，我还给国培班学员开了座谈会。我没要课酬，最后把这笔钱退给了培训班的负责人，让他们买《特殊教育辞典》送给听课的老师。现在名和利我都不需要，能做点对特殊教育有好处的事情我还是愿意的。这也是取之于特殊教育，用之于特殊教育。
2012年，在新疆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讲学
华南师范大学的特殊教育专业于2011年才开始筹备，2012年建立。2012年陕西师范大学召开特殊教育研究分会，华南师范大学的葛新斌也参加了，他是北师大特殊教育专业的毕业生。他来参加年会主要是因为他们学院要筹办特殊教育专业，要了解特殊教育的动态。我见到他之后很高兴，我一直希望有更多的学生从事特殊教育工作。华南师范大学的特殊教育专业是广东省残联和华南师范大学一起办的，广东省残联副理事长柯沫夫也是我的学生。2013年，他们办培训班请我去做讲座，我就去了。他们好不容易把专业办起来，我当然要去支持。
四川师范大学的特殊教育专业也是新建的。2014年，他们办了一个特殊教育国培班。该专业的刘胜林、吴春艳两位老师都是北师大特殊教育专业的毕业生。他们请我去给来自四川省各个特殊学校的80多位老师做讲座。讲座结束之后，四川师范大学的老师要给我课酬，我一直拒绝，但他们最后坚持给我了。回到北京后，我用课酬购买了50多本《特教教育辞典》寄给他们，并委托他们寄给参与培训的特殊学校，保证每个参加培训的学校至少有一本《特教教育辞典》。
去这些学校做讲座，我要考虑自己要讲的内容是不是他们需要的，他们是否已经知道了。准备讲座内容的时候，我会提前了解大概有多少人参加，谁来参加，有什么需求……然后根据这些情况准备讲稿。虽然请我去讲的人说：“您来可以提高整个培训班的层次，您讲什么都行。”但是我可不能随便讲，要么我就不去。我讲课的时候喜欢和听众互动。例如，有一次去四川做讲座，我就先提出最基本的问题让听众回答，即中国法律规定的残疾人分几类。很少有人能够说对，这下我就有话说了，现场气氛也活跃起来了。每次做讲座，我都是站着讲课，既尊重大家，也能更好地交流。做讲座时，我会准备提纲，但绝对不读提纲，我会加入一些个人的思考，可能跟大家的想法不一致，但是我抱着开放的态度，从来不说自己讲的都是对的、你们必须听我的。大家要结合自己当地的情况进行思考，要有地方和学校的特色，要反思外国的观点和做法，要总结自己的经验。有一次我去成都做讲座，成都一所盲聋哑学校的老校长下课后对我说：“听了您的讲座特别感慨，现在很多人老讲国外的这个新、那个好，已经不去总结中国自己的经验了。”听他这样说，我很欣慰。发展我国的特殊教育应该博采众长，要仔细了解和用心分析我国、外国的实践和理论，经过一番去粗取精的过程，取其有益和适用我者，这样才能够消化、创新，并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开辟出自己的特殊教育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