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小农场，主要是老师用来教和带我们种一些农作物用的小天地，作物包括玉米、蔬菜等。从播种开始，我们在这里施肥、浇水和除草，一直到收获季节。最后实行果实均分。虽然每人只能分到那么一点点，但当大家知道这是我们自己的劳动成果时，那种欢悦感真的是无法形容。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慢慢懂得了果实的来之不易，学会了珍惜，学会了节约，同时还知道了有劳才有获的哲理。记得当年，我还从家里偷偷地拿了几个花生米埋到田里，每天下课都跑去田里看看，一直看着它发芽长大直到收获。那种经由耕耘而有所收获的满足和喜悦感，直到今天与同学们回忆起来，还是甜滋滋的。
小组合照（其一）
在小工厂里，我记得好像是每星期有一个下午的学工课时，说白了就是参加制钉劳动，将一条条的铁线锤直，用手啤机成型切断，手工拿钳子剪去钉头两翼，啤压钉头等。同学们一个个几乎手上都磨出了水泡，而且每当用手扳动压杆的时候，一不小心还会因为压杆回弹，小孩子不够力而容易被打到，甚至受伤。尽管如此，却没有同学逃避，而是更乐意地去承受和磨炼。没想到的是，这样的学工活动，不知不觉地在我们幼少的心灵中留下了刻苦耐劳、热爱劳动、乐于从低做起的烙印。
当时，中国血汗式工厂的生产方式，从校办工厂的学工开始，逐渐影响到我日后立志为中国实现机械化、现代化的决心。也许是一种机缘巧合，后来我大学学的就是机械制造，并在1998年带领设计了四十多米长，装配几十个零件只用四个人操作的家电组部件装配自动线。该项目最后获得了当时机械工业联合会（原机械部）的科技进步三等奖。在2000年，在西方国家封锁技术的环境下，我带领团队开发了填补当时国内空白的微波炉用磁控管产品，为民营企业格兰仕成为全球最大的微波炉生产研发企业起了关键作用。
德先生边看边说：“你看，人就是这样，美好的记忆是烙印在心里的。像孔繁乐一样，文德路小学的教育，我们这些学生是永远也忘不了的。就像故事里的一副对联说的——文郁郁哉，桃李春风皆及第；德巍巍也，江河湖海总思源。”
年轻人翻开另一个校友故事说：“您看，现在已是中山大学博士生导师的黎熙元校友，就说他今天的成就归功于小学时养成的阅读习惯和奠定的知识基础。”
小组合照（其二）
我的文德时代是“**”十年的后五年，政治运动依然频繁、高涨，保守的父母不赞成我们兄弟姊妹在课余、业余参加政治活动或群体活动，只许关门读书。每每家里谈到《决裂》之类的“白卷英雄”故事，父母总是说：“不要相信这种故事，没有知识怎么能谋生呢！”在家庭约束下，我幼年时已经开始阅读，也由于沉迷于阅读而疏忽了很多其他能力的训练，例如，劳动的能力，体育活动的能力，集体生活的能力。因此，进入文德路小学最初几年，我因为自己不合群、不合潮流而战战兢兢。但是，我后来发现，自己因为考试成绩好、会写各种小文章而得到了全体老师的爱护。
文德路小学名副其实地以“文”为“德”。即使在否定专业知识权威的政治运动中，学校和老师依然通过各种方法提供宽松、多样化的学习环境，引导学生努力学习。尽管老师们不得不应对政治的要求，向学生复述或者解释“又红又专”“只专不红”的口号，但是实际上，老师们都真心实意地崇尚知识，热心传播知识。老师在班级中树立学生榜样时，总是首先选拔学习成绩好的同学，对于那些“只专不红”过于突出、实在不适合做榜样的同学，通常都会流露出格外的爱护，这种不言而喻的教育方式让其他学生也感受到了学习的重要性。
文德路小学名副其实地以“文”为“德”，进入这所学校的人无一不受感染。那时，除了政治宣传册和语录本，课外读物一书难求。我们的小学却机缘巧合坐落在广东省最大的图书馆——中山图书馆——旁边，一墙之隔的便利，使许多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我们小学读书。于是，那些不对外借阅的图书馆藏书就通过这些图书馆员借出，再由他们的孩子们传递到我们学校的老师和其他同学手中。1974和1975年，对更多在“**”头几年被列为禁书的图书的管制放松，我们能够借阅到《牛虻》《香飘四季》这类的小说。同学告诉我，每本书只能借阅一个月，好书还有很多人等候借阅，我有时就禁不住上课时也偷偷阅读。有一次被正在讲课的工宣队老师逮住了，他收缴了我的书，下课后叫我去工宣队部谈话。当我忐忑不安地站在他面前时，他却背对着办公室的其他人把书还给我，小声说：“这种书以后不要在学校看了。”
师生合照
德先生边看边点头，仿佛看的也是自己的故事。看完，德先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往事历历在目，如今人已暮年，见母校依然葱郁，他不禁感慨：“百年树人，吾校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