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在经济上迎来了一个繁荣与动**的时期，其发展速度之快、震撼之剧烈、影响之广泛，均前所未有。在美国经济发展史上，20世纪20年代被称为“金色的20年代”，经济发展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国家总体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经济支柱产业形成、社会生活质量普遍提高。时任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CalvinCoolidge，1872—1933）曾说过：“美国人的当务之急就是经商。”然而短期的繁荣为未来的发展埋下了隐患，1929年10月24日，纽约证券交易所股市暴跌，这个“黑色星期四”将美国社会带入了“大萧条”。得天独厚的美国人从来没有如此规模地坠入贫穷的深渊，从来没有如此丧失过自信和自尊。“大萧条”不仅是一场经济危机，而且还对美国的文化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社会现实的影响，进步教育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的“社会需要”或“社会中心”倾向逐步取得了应有的地位，客观上使进步主义运动的理想得以实现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也为新一轮教育实验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4］相对于我国而言，“新课改”所处的经济环境虽然不如美国“八年研究”那样动**。但是，日趋激烈的国家综合国力的竞争也为我国的教育改革施加了一定的压力。2000年我国GDP已达到1万亿美元，2001年更是达到1万1千多亿美元。但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来讲，我们的综合国力还是相当有限的，我们的GDP总量大约是美国的1/9，日本的1/4。而提高综合国力的最可持续的动力是大量高素质的人才，这就是需要教育全面改革，其中最主要的改革之一就是课程改革。为此，提高国民整体素质，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巨大的人力资源，以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环境，成为我国这次“新课改”的目标所在。［5］
3.从政治进程的发展看两国的课改目标
1933年当选的民主党新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1882-1954）提出实施“新政”（theNewDeal），开始了恢复经济、变革社会和振兴国家的改革。“新政”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那就是在社会繁荣和动**、危机和重建的过程中，在撇开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而实施国家资本主义后，如何还能同时保持资本主义所崇尚的社会民主和个人自由，以及个体如何在这种新的社会观念和机制下充分、恰当地运用自由，如何将这种新的民主自由理念灌输给未来的年青一代。“八年研究”的主要教育目标来源于美国社会生活方式和民主理想，那就是：美国中学的全部教育活动都应该是民主生活方式的化身，任何学校改革所追求的目标都不应偏离保持和促进美国社会的生活方式。［6］中学与大学关系委员会组织汇编的《三十所学校自述》提到“虽然个人健康的发展是基本目标，但社会生活是取得这种发展的较好方式。检验每一个社会和政治组织作用的方式是看其对个体的影响：如果它增强和丰富了人的个性，就是可取的；如果它破坏或限制个体发展的机会，就是不可取的，故而是和理想背道而驰的。”这种崭新的民主生活和教育的理念给学校管理、学校与家庭关系、教师在学校中的作用以及学生在学校与社会生活中角色的确立指出了方向。而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学界还是政界，一个逐渐形成中的共识是：中国需要民主，而民主是渐进的。就是说，问题不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如何实现民主的问题。实现民主的核心问题是民生问题，它涉及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和住房等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新课改”面向全体学生，在课程设置上力求适应不同学生的发展的需要，为每一个学生找到成长的最佳模式，而不是将所有的学生都引向成名成家的精英教育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改革目标的民主化。［7］
（三）对进一步深化我国课程改革目标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