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长期生活在闭锁之中的马加爵，其心灵世界是卑微的，不乏黑暗与龌龊。但仔细想来，这个世界上并不是谁都能施人以恩德的，他们的人心也可能始终停留在卑微和琐碎之中，那么，这个世界究竟应更多地以怨报怨、以冷漠对待冷漠，从而使其人心永远停滞不前，甚至还更趋堕落，还是应该走进他们卑微的内心世界，给他们以敞开自我的机会，让他们也能感受世界的光明与温暖，从而走出那卑微和潮湿之心灵寓所，让那些一生抬不起头的弱者、苦者、悲者，能找到他们在人世生活的希望和勇气呢，而不是以更极端的方式来发泄他们的怨恨？日常生活中的以直报怨，固然可以得到一己的公平，却可能使贫弱的人心日趋黯淡，像风中摇曳的一熹无援的烛光。
在我们的社会中，实际上正如孔子所说，我们习惯的是以牙还牙，以怨报怨，千百年来始终都走不出你仇我恨、你杀来我杀去的循环，谁都想走出社会的底层，走出被歧视的境遇，这理所当然，问题在于，走出去之后，我们所希望的并不是消除社会歧视和社会的不公，而是让我也当一回人上之人，让我也享一回骑在别人身上的福，也就是刘邦和项羽对话之中“彼可取而代之”的生存心态。原来别人歧视我，现在我来歧视别人，这不是公平了吗？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公平呢？这种停留在个体经验之中，经世致用的公平，其最终的结果是虽有了小范围的公平，却可能失去社会整体的公正。致用主义的思维方式妨碍了国人精神空间的拓展，尽管我们有着礼仪之邦的美誉，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民族的道德生活是丰富的、多样的，恰恰相反，立足于现实经验之中的单一的伦理道德体系在规范着国人的道德生活样式的同时，也大大地局限了国人的道德生活空间。这样说来，马加爵事件需要反思的难道只是马加爵一人吗？难道不跟我们每个人的生存品质有着丝丝缕缕的牵挂？
有一段时间，我一直思考，为什么在一个有着悠远的以关爱他人作为个体存在的基本义务的文化传统里，现实中的个体却往往视他人生存存在的状况置若罔闻呢？我们强调的推己及人却并不足以引导个体走出自我，而真正进入与他人“共在”的生存姿态，所以才有中国人的一盘散沙的描述？我久思不得其解的时候，读到安徒生的《海的女儿》，读到特蕾杀莎修女“活着就是爱”，读到朋霍费尔的“参与上帝的苦弱、为他人而存在、对世界负责”，我渐渐明白，这世界上，还有另一种人，还有另一种生存的品质，一种以爱——而不是恨——来包容一切的心灵品格。原来，我们所强调的关爱他人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外在的义务，是作为一种对君子人格的规定，并没有作为一种心灵的品格来敞开个体人生，敞开个体人心通达他人与世界的路径。原来，个体并不一定要借助于宏大的民族、国家，乃至主义伦理的重负才可以通达他人与世界，个体完全可以凭借内心的信仰，凭借内心对苦弱的分担而拥抱整个存在，从而赋予卑微的个体生存以神性的光辉。
从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传统人伦教化，到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中心的现代价值教化体系，都是基于外在的义务层面对个体的引导，都没有找到一条敞开个体人心而与他人和世界相遇、共在的方式，以充分地启导个体以宽厚之心，包容他人，接纳世界。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文化传统中，作为独立自主的个体的我性并没有发育出来，但狭隘的以我为中心的我性特征却十分牢固，尽管我们整日言称无私利他，强调个人对他人的义务和责任，但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却无时不指向自我。既然如此，努力发育一种更宽厚的人心品质，引导个体在立足个体思考与行动的同时能超越个体，超越“我”之域限，为我们的民族精神注入一中包容、开放、博大的质素，从而为建立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正义公平提供个体生存品质的内在支持，这难道不该是我们今天的社会教化，尤其是教育的主题？
教育首先是立足于个体的经验世界，理解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公平和正直的基本要求，并纳入自己的行为依据之中，以公民的姿态参与当代社会生活之中，这是当代教育起码的境界。但教育如果只停留在这个层面，实际上还没有走出经世致用的域限。教育还应立足于启导个体人心，引导个体超越自我，超越经验，以宽厚和仁爱之心去感受世界的幽深和恢宏，学会把爱与美好奉呈给冷暖人生，在那里，敞开个体人生通向世界的另一扇窗口。
当我们的教育沉溺于实际的知识技能训练，满足于个人身心的自足性发展，我们生命幽深之际那通向他人与世界，与他人和世界相遇的心灵之窗口也许将永远闭锁。缺少了内心深处对他人生命的理解、认同与深深的关爱，类似马加爵的悲剧还会不会在中华大地上重演？我没有把握，只有默默地期待。
且让我们来重温海明威《丧钟为谁而鸣》扉页所引英国诗人约翰·多思的一段话：“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冲刷掉一个土块，欧洲就少了一点；如果一个海角，如果你朋友或你的庄园被冲掉，也是如此。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别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敲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