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阅读《长者的愤怒、宽容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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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暑假的一天，我去一所师范学校讲课。他们约请我讲讲当前道德教育的问题，我自以为对道德教育还算有几分思考，凭着自己平时积累起来的各种资料、事例和对当前道德教育问题的几分“独到”的理解，“头头是道”地讲了两小时，自我感觉“良好”。我便问听讲的老师还需要我讲点什么，这个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坐在第二排的一位头发有些发白了的老师突然站起来，大声地说：“不要讲了！滚出去！你讲些什么？雷锋也不要学了？道德教育也不要搞了？我坐在这里已经忍无可忍了，国家培养你干啥？你这样的人怎么能拿××学位？大家都走！不要听了。滚出去。”大声说话的同时，好像是接连拍了几下桌子。出了这样的事情，大家也都愣住了。等缓过神来，我连忙跟那位老教师解释：“老人家，您可能误解了。我并没有讲不要学雷锋，更没有说不要道德教育。”愤怒中的长者根本就不听我的任何解释，还是一遍又一遍地喊大家走，然后自己从中间愤愤然擦身而出。我记得很清楚，他转过身走出去，最后说的一句话是：“我不相信正义就战胜不了邪恶。”

我的讲课怎么会让那位长者如此伤心？“伤”的什么“心”的呢？“伤”他的“心”其实“伤”的是他心中固有的道德观和道德教育观。他心中的道德及其教育观念的核心，似乎就是要把每个人都培养成像雷锋一样的道德高尚的人，要张扬一种纯粹的、高要求的、以社会为唯一价值本位的伦理标准。这种价值标准在传统社会中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的大多数语境里则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作为被这种价值理念所浸染的长者，自觉不自觉地就成了这种伦理价值的发自内心的担当者和坚定的维护者，并理所当然地视这种行为不只是具有毋庸置疑的合法性，而且自具几分神圣。

我由此而隐约揣测，大约有这么几个地方伤了那位长者的心，一是我提出在我们的社会中，由于理性精神的长期匮乏，当代道德教育的核心应是个体的理性自觉，我引用了雷锋的例子，说明其中的优良道德行为却蕴含着某种理性自觉的欠缺；二是我主张道德教育不是万能的，我们在道德教育中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事实上我们不可能把每一个学生都培养成为道德高尚的人，在当代社会中应突出规则意识，突出道德的底线，实实在在培养学生的对正义、正当的理解，堂堂正正做人，而不是以过高的道德目标来规范学生。尽管我出言还算比较谨慎，但在这位应该是“好心”的长者看来，我质疑雷锋道德行为中的局限性，那肯定就是不要学雷锋；我主张从最基本的价值做起，那就是不要道德教育了。如此出言“不恭”，这在其高蹈的道德理想守护中，自然应该早已“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可是，即使年轻人说话可能偏离他心中的理想，为什么作为长者的他（们）就不能多一点宽容呢？何以“伤心”会导致如此的愤怒？至少，在他的世界中，他的愤怒不仅有情有理，而且简直有几分慷慨和激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