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怎样“思考”与“说话”
王晓明的《“横站”的命运》（《读书》2001年第5期）一文，反复读之，使人胸臆怵然。“今天的社会黑暗的很大一部分力量，正来自我们头脑中的那些简单机械的思维习惯，来自我们对‘现代化’之类的空洞名目的崇拜和迷信。旧的桎梏还未崩溃，新的专制已经登场；旧式愚民的数量依然庞大，新‘愚民’的群落却已初具规模。”一百多年来，为什么我们总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从一个苦难陷到另一个苦难？我们所承受的苦难实在太多，但太多的苦难却并没有让我们学会成熟的思考，我们太习惯于“听从”，听从权威，听从潮流，听从时尚，要么就听从“感觉”。也许，我们到今天都还远没有学会真正的思考，自由、独立、清明的思考，我们的思想要么跪着，要么翘到了天上，我们的思想总难以心平气静地沉浸于我们周遭的世界。正因为如此，我们也总免不了被愚弄或者愚弄他人的命运，我们在受伤害的同时，又以牙还牙，不知不觉地施害于他人，“愚民”的烙印始终难以抹平。
我们习惯于走极端，不是好就是坏，这样不行那样准行，非此即彼，贴标签．我们习惯于也长于“革命”“斗争”“砸碎”“破除”“推倒重来”（所以我们历史虽久但“拥有”的历史资源却十分有限，乃至“无”历史），习惯于“重建”“重构”（这是当今学界的流行语）。我们中也有不少人乐此不疲地拿着“主体性”“现代化”“发展”“现代”“后现代”当利剑横使。实际上，我们先在性地截断了对问题质的复杂性、缜密性的深层把握，我们几乎是在用“革命”的心态和思维模式来思考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何来清明之识？这或许是我们的学术尤其是教育学术品格不高的重要原因。
西方学术之所以流派纷呈，因为每家学术都能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而不唯我独尊，不设想一劳永逸地给问题设定标准答案（当然也不乏思想迫害、排除异己的例子），作为后来者所追求的只是不断地超越、创造。而我们的学术中，则有着太多的说教者，太多的真理传言人，太多的义愤之士，太多的“铁肩”担“道义”者，恰恰缺少的是学术理论的内在追寻和深层开拓，我们因而也缺少了真正的学术派别。我们不习惯于听“别样的声音”，也听不见“别样的声音”，我们心中总是充满了太多的“慷慨”“激昂”“道义”“豪情”，我们的“慷慨激昂”掩盖了那些微弱的声音，浪漫**和响亮口号代替了我们理智的澄明与心智的洞悉，我们的理智不可避免地陷于盲目和单一。
是否可以设想某种哪怕是上佳的、单一的思路就可以“搞定”所有问题，就好像是否可以设想单凭某种模式的建构就可以完满地解决社会的所有问题一样？也许，单一的思想传输，一种声音，对于社会，对于个人，都是危险的。惟其如此，我们才需要大家的声音，需要“对话”“杂语”（巴赫金），“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需要多种声音，需要宽容、尊重，尊重异己，哪怕是敌对之人——尊重他人就是尊重我们自己。如果以此标准而论，近现代以来，不管是改良、革命，还是改革，不管是保守，还是激进，我们究竟在现代化的路途上走出了多远，是否完全跃出了封建的阴霾，是否真的有了适合时代的属于我们自己的思想理路，还需要认真检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