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人”的世界中，没有神，也没有兽。那么，让我们大家同在这个世界中，好好地做“一个人”，让我们每个人不仅把自己当“一个人”，也把他人当“一个人”，让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时刻有“人”。特别地，让我们那些大谈“以人为本”的专家们心中有这样一个平凡的“人”。
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中，从来都是教我们要有远大的理想，“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要当“某某家”，要活得有“价值”和“意义”（当然是相对于宏大的社会主题）……我（不只是我，应该是我们）的思维慢慢地就被这种宏大的价值理想所浸润，慢慢地就同化于这种人生追求之中。慢慢地，在我们的道德视界中，只有像雷锋、董存瑞、刘胡兰那样，只有心里时刻只装着别人、集体、祖国，只有每个行为都指向对社会的贡献，只有艰苦朴素、埋头苦干、“老黄牛”精神、“钉子”精神，只有一切行动听指挥，才是道德的，否则就是个人主义，就是贪图享受，就是小资产阶级，就是“自由主义”。
不知是否自己太笨，我的启蒙真正说来，应该是在大学毕业之后，随着读书的视界慢慢打开，随着《读书》《书屋》《随笔》《东方》等杂志逐渐浸染于我的生活空间，随着亚里士多德、陀思妥耶夫斯基、巴赫金、柏克、托克维尔、尼采、哈耶克、鲁迅、胡适、顾准、沈从文等人逐渐惠临于我的心灵，我才慢慢地明白，世界原来并不全然如此。
读到刘小枫的《纪念冬妮娅》，应该说，正是冬妮娅无辜而冰冷的眼泪滴醒了我朦胧之中的启蒙。我重新翻开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梅益译，1949），找到那段心颤的对话：
冬妮娅怀着深深的忧愁，凝视着金黄的斜晖，说了：
“难道我们的友谊，真的就像这落日的残晖吗？”
他凝神地注视着她。紧紧地蹙着眉头，他用低声回答道：
“冬妮娅，这事情我们早已都谈过了。自然，你晓得我曾经怎样的爱过你，而且就是现在，我对你的爱情还是可以恢复，不过在这之前，你必须跟我们走同样的路。我已不再是你从前认识的那个保尔了。同样，我将是你的坏丈夫，假如你认为我首先应该是属于你的，然后才是属于党的。但在我这方面，第一才是党，其次才是你和别的亲近的人们。”
“冬妮娅悲伤地凝望着闪耀的碧蓝的河流，两眼饱含着泪水。”
“革命的‘我们’成了保尔与冬妮娅个体间的我—你情爱的条件。只有为了党，夫妻情爱才是正当的。”“冬妮娅的心肯定碎了，寒彻骨髓的毁灭感在亲切而又不可捉摸的幸福时刻突然触摸了她一下。”不管怎样，革命改变了保尔与冬妮娅之间的爱情。在苍茫的大地上，发生过多少保尔与冬妮娅的故事，比如，林道静与余泽平，只是性别置换了？革命是否一定要牺牲一个女孩美好的爱恋？革命的目的难道不是为了更美好的爱恋？在《拯救与逍遥》（新版）前言中，刘小枫再次表达了对缱绻幸福的眷恋。那是一篇叫《野妹子》的小说：
故事背景是浙东新四军游击队的活动，但小说中没有出现多少新四军，大都在说一个叫“野妹子”的女孩同一个地主少爷的暧昧革命关系，“野妹子”太可爱了，打补丁的衣裳袖口总是挽到胳膊肘，手里虽然经常拿着砍柴刀，笑起来却很甜，一身村姑气，哪里像用柴刀砍敌人的人？故事的结局是，地主少爷参加游击队干革命去了，我却关心“野妹子”幸福。小说偏没有讲这件事情，我感觉自己就像那个地主少爷，离开“野妹子”，满心忧伤。一个人的幸福或不幸，而非革命事业，才是小说中真正令我迷恋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