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就引出一个需要我们郑重思考的问题：到底是官员的道德品质整体比不上教师的道德品质，还是那些在场官员的道德品质比不上在场教师的道德品质，还是他们的实际道德品质并没有这么大的差异，只是其间别有他因？就我个人而言，虽然教师职业有其特殊性，但我并不认同整体上教师群体的道德水平就一定比社会其他职业的道德水平更高，就个体道德而言之，我更倾向于这样判断：官员中确有些道德觉悟不高的人，就好像教师群体中确有人道德觉悟很高。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么对这个事件中人们的不同表现，我们就只能这样分析，那就是不同人群跟学生之间存在着不同的亲疏关系与情感认同的差异，实际上平常生活中这些人在一块，所表现出来的道德水准大同小异，但危机时刻，由于官员们对学生并无直接情感上的亲密，他们的责任也没有认同于这一点，即这些孩子的生命就是他们此时此刻的责任，他们没有在关键时刻迸发出一种做人的尊严，所以他们选择的是尽快逃离；而那些教师，由于孩子是他们亲自带来，是与他们朝夕相伴的活生生的生命个体，他们彼此之间有着无法割舍的血肉联系，所以，此时此刻，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坚定地和孩子们站在一起，坚守战场是他们此时此刻存在的唯一理由。当然，那时那地，教师们也不可能想这么多，实际上和孩子们在一起，保护他们免受伤害已经转化成一种生命的本能。
这样分析，对于我们喜好完美道德榜样的社会习惯而言，也许不太中听，但也许这就是我们身边的事实。这样说来，对我们社会个人的道德品质的整体考量，就不能不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超越个人情感的界限，关爱与自己并无直接联系的他人？这实际上是一个关涉我们民族文化品质的重要问题。由于宗教超验之维的缺失，由以不问天道、关注人道自居的孔子奠定的由近及远、推己及人、亲亲而仁民、爱有等差的中国社会道德人格与道德关怀秩序建立之路线，个体道德人格的核心基础乃是人的情感，而不是——至少主要不是个人的道德理性。正因为如此，那些在情感上没有建立亲密联系的他人，在危急时刻就难以萌生出与自我生命之间的内在关涉，保全自己成为此刻唯一的价值选择。
我们来重温人类历史上另一场灾难事故：1914年4月14日晚，当时世上最大的邮轮“泰坦尼克号”满载2207名搭客，由英国首航前往美国纽约。启航后4天，在大西洋的黑夜里误撞冰山。由于船上人多而救生艇不足，顿时秩序大乱。这时一位应邀到美国芝加哥布道的乘客约翰·侯伯牧师，眼见这紧急情况，就呼吁全船的基督徒到甲板集合。当时有几十位基督徒陆续前来，大家手拉手围成一圈，侯伯牧师庄严的宣告说：“弟兄姊妹们，我们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我们已相信了耶稣，有了永生的盼望，不用惧怕；不过，船上还有不少未信的人，他们还未得救，若此刻失去生命，必永远沉沦灭亡，倘若我们现在不跟他们争用逃生设备，让未信者有更多人获救，以后他们仍有机会听闻福音，相信耶稣得永生。”
那一群基督徒听后，大受感动，产生了一致的响应，他们继续手牵手，一同唱着圣诗“更加与主接近，更加接近”，庄严的诗歌感动了船上的其他乘客，大家秩序井然地接受船上工作人员安排，让妇女儿童先登上救生艇。
67岁的头等舱乘客、全球最大的美斯百货公司创办人施特劳斯，别人劝他“保证不会有人反对像您这样大年纪的人上救生艇”时，这位老人毫不犹豫地回答：“在还有女人没上救生艇之前，我绝不会上。”世界著名的银行世家大亨古根海姆，穿上了最华丽的晚礼服说：“我要死得体面，像一个绅士。”他给太太留下的纸条写着：“这条船不会有任何一个女性因我抢占了救生艇的位置，而剩在甲板上。我不会死得像一个畜生，会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