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胡兰是小学课本上烙在我心中的一个永远的“结”。这是一篇深深地印刻在我童年的脑海里的文字，这是一篇数亿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文字：
1947年1月12日，天阴沉沉的，寒风吹到脸上像刀割一样。国民党反动派包围了云周西村。由于叛徒的出卖，年轻的共产党员刘胡兰被捕了，关在一座庙里。
敌人想收买刘胡兰，对她说：“告诉我，村子里谁是共产党员，说出一个，给你一百块钱。”刘胡兰大声回答：“我不知道！”敌人又威胁她说：“不说就枪毙你！”刘胡兰愤怒地回答：“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敌人从刘胡兰口里得不到什么，把她打得鲜血直流。刘胡兰像钢铁铸成似的，一点儿也不动摇。
敌人把刘胡兰拉到庙门口的广场上，当着她和乡亲们的面，铡死了被捕的六个民兵。敌人指着血淋淋的铡刀，说：“不说，也铡死你！”刘胡兰挺起胸膛，说：“要杀要砍由你们，怕死不是共产党！”她迎着呼呼的北风踏着烈士的鲜血，走到铡刀跟前。
刘胡兰光荣地牺牲了，那年她是15岁。
毛主席听到这个消息，亲笔写了挽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1947年2月，山西《晋绥日报》连续两天刊登的消息，使刘胡兰的名字在华北大地不胫而走。随后，毛泽东又为她亲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刘胡兰的故事从此闻名全国，并代代相传，一直到20世纪末，还是小学课本里的课文。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刘胡兰的课文应该是在中年级，到后来，可能由于小孩子的整体水平提高了，这篇经典课文也逐步提前。我手头的版本是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1992年第3次印刷的，安排在小学语文第一册，成为小学生入门的课文，刘胡兰便成了无数中国人童年记忆中的一个永远挂念的情结。
我原本对我小学课本里植入心中的刘胡兰情结，没有太多的遐想。我们这一辈都是这么被教育过来的，对刘胡兰充满了敬爱和五体投地的佩服，对罪恶的“敌人”充满了刻骨铭心的仇恨，这是滋养着我们这一代人少年时光“宝贵”的、也差不多是主要的精神食粮。小小的她，就像一面迎风飘扬的旗帜，上面写满了“革命”“献身”“伟大”“光荣”“仇恨”，随时召唤着我们去“谱写”“革命”的“新篇章”。直到有一天，我在网上搜索到这样一首小诗：
头一昂/胸一挺/铡刀压着脖子/“说不说？”/“不！”//那一年她才15岁/15岁应是唱着歌的少女/15岁应是读着诗的学生/15岁应是浪漫伴着追梦的花季/而她却用15岁的生命/染红了“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的碑//假如她活着/假如她现在15岁/她的舞一定会跳得很好/当我向她发出邀请/她一定不会说/“不！”[2]
我恍然大悟，革命的目的原来正是为了每个15岁的小姑娘都能快乐地生活、享受、成长。有人这样写道：“终极关怀是诗意化的，处于更高的层次，它的忧患意识、价值呵护、意义追问，在张扬形而上的精神崇高的同时，遮蔽着乌托邦的一面，作为完整的人生，作为首先必须活着的个体生命，毕竟不大可能完全按照终极理想去书写；初级关怀是世俗化的，具有更宽广的覆盖面，社会的大多数成员，首先关注的是当下生存，‘日图三餐，夜图一宿’，比起精神家园的构筑，虽觉暗淡，却是最低层面的生存呼喊。”[3]在此意义上，刘胡兰的牺牲正是为了以后像刘胡兰年纪的少年们都能享受到这个年龄阶段应该享受的欢乐与幸福，唱歌、读诗、跳舞、浪漫伴着追梦，这正是花季少女在今天的正当生活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