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门案的随想
（中国网2007年12月28日报道）前晚，黄冈市红安县上新集镇赵家湾村南陈家湾黎明石灰窑厂内，发生一起特大凶杀案。该石灰窑厂老板夫妇及其妹妹一家三口和三名打工者惨遭杀害，其中最小的遇害者还不到10岁。
又是一个灭门惨案，又是连10岁不到的小孩都不放过。此时此刻，我的内心真的是沉痛，以至于麻木。我不知道说些什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不知道能说些什么。此时此刻，我真的深深地感到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无力，无奈。
那惨案中的死者，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但真的就与我没有关系？不是，他们都是我的父老乡亲。他们曾经与我共同生活在一片蓝天之下，你、我、他，还有逝去的他们，我们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同时我们又彼此成为对方的世界的一部分。他们的离去，难道不是我们每个人的世界的一角缺失？
一个又一个的灭门惨案，印证了我较长一段时间以来对当下中国社会基本精神生态的判断。我们社会很快会走向物质的发达，至少在整体上走向物质的丰饶，这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要真正走出精神生态的贫困，则可能还需要一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
究竟是什么在制造着一个又一个的灭门惨案？灭门惨案的罪魁祸首当然是那些当事的凶手，但问题远不止于此。
其实，不管什么朝代、什么国家，都会有人与人之间的积怨。恶性案件在任何社会都难以避免，但问题在于，再恶也还是有个底线。这就是所谓“冤有头，债有主”，一个人的报冤偿债，更多地针对那冤之“头”，债之“主”，而不涉及无辜之人，特别是儿童和妇女，这或许就是所谓黑之“黑道”。行恶也应该有行恶的“道”，这个“黑道”正是对为恶底线的保护，黑道之人同样需要以“黑”之“道”来守护他们作为人——恶人，但还是人——的底线。
毫无疑问，灭门惨案的发生，正是为案者对“黑”之“道”的突破，也就是对恶人之为人的最后底线的突破，他们已经完全沦为了穷凶极恶的欲望的奴隶，沦为欲望中的困兽，他们已经没有了为恶也需要守住的“道”，他们成了纯粹的“狼”。
我们通常只注重从正面来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的标志，也就是看一个社会的精英创造了多少文明成果来展示社会文明发展的程度。其实，一个社会真正的文明不能只看最优者所体现出来的文明程度，而更需要从最劣者的高度来看社会文明的程度，这就是所谓木桶理论的含义，木桶的储水量取决于最短板的长度。
其实，从负面更能看出一个社会真实的文明水准，因为那些正面的文明成果能享受的往往一开始只是社会少数的精英，而那些负面的因素则往往是每天直接与普通百姓照面的生活事件。从负面而言，可以这样说，一个社会的文明可以从那些为恶者的道德底线中可见一斑。直白地说，一个社会文明的程度更能从这个社会为恶的道德底线中看出，即为恶者道德底线的高低直接标示着一个社会道德水平与文明程度。由此看来，频频发生的灭门惨案，无疑是对当下中国社会之不文明底线的公然挑战，是当下中国社会精神生态危机的表征。
为恶者失去了对为恶之“道”的守护，也就是我们社会最最底层的阶层失去了对这个阶层应有之“道”的守护，这到底只是这个阶层的事情，还是跟整体有关？我们还需要更进一步思考的是，那些满沾鲜血的凶手，他们曾经也是我们的兄弟，他们并不是生来就是黑道之人，他们为什么连为黑之“道”也守护不住？
这不由得让我们思考，今天，我们的社会的“失道”是否只是个别现象，只是个别群体的现象？如果说负面可以成为一个社会的表征，那么，我们就真的需要仔细考量我们社会整体对各自之“道”的守护，我们的官道、商道、师道、学道……各行各业之“道”，又守护得怎样呢？那些为恶之人，除了他们自身的道德、法律的责任，难道跟我们社会整体“道”的缺失，或者“道”的守护的不足没有关系？
马克斯·韦伯对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表明，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跟新教伦理提供的精神资源有着重要的关系，新教伦理带给美国公民最重要的就是敬业精神，一种职业之“道”，一种天职。“在德语的Beruf（职业、天职）一词中，以及或许更明确地在英语的calling（职业、神职）一词中，至少含有一个与宗教有关的概念：上帝安排的任务。”在这里，职业本身就内含着职业之“道”，敬业精神就是对这种“道”的信仰般的敬重和守护。任何职业，剔除了其中的“道”，就成了**裸牟利的工具。当利益宰制一切，我们还怎能指望每个人都能守住自己的职业之“道”？当一个社会整体越界，也就是越过了职业之“道”的界限，黑道的越界也就不难理解。这样说显然并不是为黑道的“失道”辩护，而是为整个社会的“道”的回归呼告：我们必须重建各行各业之“道”，并且守住各自职业之“道”，由此而重建社会的正义与和谐秩序。
我不得不再一次重申前一段时间写过的一个观点：我们在教育孩子时，有必要告诉他们，今后你们当然要选择为善的人生。假使你们真的选择了为恶的人生，那么，请你们务必记住，为恶也有为恶之“道”，黑也有黑道，你们务必在任何时候都能守住人生这最后一道底线。
很久就想写一篇关于天职与敬业精神的培植的文章，想不到竟然是从灭门案下笔，来谈及当下职业精神回归与伦理精神的重建的问题，岂不悲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