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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实际上涉及近现代社会转型中知识人存在姿态的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我们究竟是充当社会的先知，自视为社会的良心，从而以某种优越的姿态居于众人之上，还是作为普通的社会成员，以知识者的姿态来履行作为一个普通社会成员的责任。在这一点上，我们跟社会其他行业的职业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虽然“我”也心忧天下，但立足于独立、平等、自由之上的忧乐意识，所显明的“我”并不是作为一个超越于大众之上的圣人、贤人，去心忧天下，“我”是作为普通社会的成员，作为公民的身份去表达“我”对社会的关切。

我们今天当然也需要，甚至更加需要个人对社会的积极参与——现代民族国家正是建立在社会成员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之上——需要继承发扬范仲淹对社会和他人的“忧乐”意识，就像我们需要继承发扬雷锋精神一样，因为它们实际上构成了我们民族精神与民族美德的一部分。但我们务必要明白一点就是，我们今天对社会的忧乐担当，乃是基于我们每个人作为一个“人”的身份来表达他对与其相关的整个生命世界的关注，或者是基于我们作为一个现代公民的身份承担作为社会一分子的社会责任，而不是如传统的贤人情结借以显明自身在道德人格上优越的社会身份。这是一种理性的担当，是我们作为现代公民社会的理性参与，而不是基于对国家社会的盲目的热情与冲动。

张中晓在《无梦楼随笔》中，曾这么评价范仲淹的“忧乐”情结：“凡人之情，己处其乐，不知人之忧，己处其忧，不知人之乐。范仲淹之忧乐，乃理性之公，非人情之私也。”一个人要真正做到这种忧乐是十分困难的，它需要我们以一种对他人和天下的理性的认同来超越个人的一己私情，范仲淹的忧乐情结可嘉可勉。但我心中依然疑惑，范仲淹的忧乐情结固然体现了一种“理性之公”，但这种理性的忧乐是否真的超越了他的时代，超越了传统士人情结？抑或，是我误读范仲淹？要么，就是身处逆境之中的张中晓把自身的理性情怀寄托在范仲淹的忧乐情结之上，“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

曾读到里尔克的《严重的时刻》，那种对人与人之间在生存意义的关切的体认，锥心刺骨，让人过目难忘。这其中是不是隐含了另一种样式的忧乐情怀？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哭，

无缘无故在世上哭，

在哭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笑，

无缘无故在世上笑，

在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

无缘无故在世上走，

走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死，

无缘无故在世上死，

望着我。

[1] 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第58-5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2] 牟澎：《想起刘胡兰》，载《中国邮政报》，2002年7月5日。

[3] 谭学纯：《人与人的对话》，第152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