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传诵千秋的历史名篇，它不仅使岳阳楼名扬天下，甚至就是一座城市——湖南岳阳——存在的标志。其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令人读之难以忘怀的佳句，不仅如此，它还是作为一种民族精神，穿越历史的时空，成为我们今人享用的珍贵的精神资源。在我们身边，朗朗上口的《岳阳楼记》能全文背诵的大有人在，即使背诵不出，这句“忧乐关情”的名句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只要稍微读了几年书的人。
我也一直沉浸于对这种忧乐情结的叹服中，没有一丝别的想法。后来读到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他在其中谈到中国先秦儒家没有一个不是以道德独断论口气说话，这使我开始反思传统知识人的说话姿态和身份意识。确实，我们的传统知识人从“立德、立功、立言”三境界开始，到《大学》里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中所张扬的正是一种士人以道德者或者说贤者、仁者身份的存在姿态，即一种从骨子里认为自身优越于普通百姓的生存姿态，这打孔子看不起稼穑之人就早已露出端倪。那么，范仲淹是不是延续了这种贤人身份意识呢？回答是肯定的。正是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千古名句之前还有一句：“吾尝求古仁人之心”，他一脉相求的正是中国古代传统知识人（先知先觉者）的贤人情结。在其忧乐情结背后，他正是延续了中国历代优秀的知识人心忧天下、关爱他人与社会的普世情怀，但同时也洋溢着传统士大夫的贤人情结，即其中若隐若现地把自我设定为道德高位者，设定为与平民大众不同的人，“我”是作为“贤人”“仁人”去担当天下的忧乐，或者说“我”通过对天下之人的忧乐的担当来显现“我”之作为知识人存在的贤明。
由此引发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继承、发扬范仲淹的忧乐精神，甚至包括诸多中国传统美德，乃至历代传承下来的民族精神？是否其中也存在着反思和超越的必要？我们要发扬这种心忧天下的普世情怀，但同时我们也同样需要反思我们自身存在的姿态和身份意识，即我们究竟应该以一种怎样的身份来关爱他人与社会，承担社会责任？是因为我们道德上的高远，比别人优越，还是因为我们作为这个社会的一员，我们同在一片蓝天之下，我们的命运休戚与共？或者说，我们是作为一个一个的人，与别的一个一个的人，我们之间有着生命的内在关联，关爱他人与世界，同样是在关爱我们自身的生命，因为他人的生命也是我们生命世界的一部分？
今天，我们的社会在一步步走向公民社会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现代公民社会的教化理念，要求我们必须先行设定的基本理念就是人格上的平等。尽管我们承认每个人的道德境界是有差异的，但每个人在道德人格、在生命存在的价值与尊严上是平等的，没有君子与小人、上品与下品的等级差别。我们倡导对他人和社会的关爱，这不是因为我们人格优越，足以“垂范”去充当他人的导师，而是因为我们在社会中，作为社会的成员，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承担不同的社会职责。我们需要走出君子与小人的先行设定，走出“垂范”“人格导师”的教化者身份意识，这个社会需要每个人相互之间真诚地倾听、平等地对话，从而敞开社会的智识视野。知识人所扮演的角色不过是以知识和理性说话，以不断地问知来为社会提供不断开放的智识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