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 一天，某中学的学生在上学的路上遭遇车祸，死两人，伤三人。为此，教育局火速下令各中小学学生一律不准提前到校。接到通知，学校立刻宣布，学生欢呼雀跃。路上，有几个同学遗憾地说：“哎，他们怎么不早点死呢？否则我们也不需要吃那么多的苦、受那么多的罪。”学生的无情真让人欲哭无泪。
案例二 某校一班主任工作兢兢业业，爱生如子。可就在中考前几个星期突然病倒，被确诊为“肝癌晚期”，弥留之际，她多么希望能再看一眼自己的学生。为此，校长发动全班学生捐款，为她买点礼品，并利用星期天去看望班主任。可哪里知道，学生表现出一脸的冷漠和不情愿。有的同学私下嘀咕道：“我没钱，上次已经捐过了。”有的同学说：“我不去，星期天还要去补课。”有的同学说：“星期天我要去亲戚家吃饭。”有的同学说：“我不去，听说这病会传染的。”还有的同学竟然干脆说：“反正就要死了，以后也不会再教我们了，不去也罢。”冷漠，可怕的冷漠。
这种案例在今天并不少见。幸灾乐祸，甚至落井下石，这种行为的出发点是他人与我是没有关系的，或者说他人与我的关系只是一种功用的关系，如果说他人对我有价值，那跟我就是有关的，这就是他人的使用价值化。这实际上是唯我论的、极端利己主义的生命姿态，正是以自我中心的、利己主义的生命姿态导致了冷漠行为的发生。问题在于，这种利己主义的生命姿态的依据又是什么？
我们今天的孩子们更多地生活在个人的感官经验之中。基于生命自然的快乐原则成为生命的基本原则，快乐是以肉身感官为载体，这导致审美愉悦中的感性主义。与此同时，他们思考问题总是从自己所能看得见的利益出发，形成思维中的俗世化的经验主义，孩子思考问题是基于个人的经验和自幼形成的生命习惯。正是基于感性审美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之上的利己主义生命姿态导致孩子们丝毫不顾及他人，甚至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不幸之上。
当然，反过来，我们应该是理解孩子们，而不是简单的谴责他们，他们的生命姿态同样是一点点被周遭环境形塑出来的。最直接的原因是利己主义的价值取向渗透在个人生命周遭之中的，特别是大众文化中不断熏染的个人成功幻象，对孩子们的影响至深。与此同时，社会所渲染的目标也成了教育中孩子们的价值目标，读书就是获得个人的成功，个人生活的成功成为教育的主导性，我们的教育并不足以触及个人成功之上的更高目的。由于我们的教育竞争的激烈，由此而来的应试教育的无孔不入，以及这种竞争带给个人的伦理影响乃是生命的狭隘，由此而造就狭隘的伪精英主义的个人。一个人越被陷入应试的技术之中，他的生命空间就越小、越被局限。应试教育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大大缩减了个人在教育中陶冶的可能性，成长中的孩子们在知识与智力上的发展丝毫也不影响他们在伦理上的自私与狭隘。
面对孩子们道德的冷漠，我们需要的不是简单的指责，而是切实地理解他们，理解他们生命姿态的现实与问题，从中寻找沟通的可能性。我们真正需要做的就是如何积极扩大教育中的自由陶冶的可能性，避免教育的流俗化，这乃是当下教育真正的困境。失去了内在陶冶的教育只能是造就大批高智能的利己主义的精英。与此同时，我们需要做的另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反思我们自身，我们究竟给他们提供的是什么样的伦理资源，什么样的道德示范，什么样的伦理期待？不反思成人世界自身的问题，一味地谴责孩子们不仅无济于事，而且只会扩大代与代之间的冲突。孩子们道德的发展，扩而言之，整个社会伦理价值的传递，需要代与代之间持续的信任，双方都能寻求积极的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