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身份与“人”的教育
以薄薄的一册《动物农庄》和一册《1984》而闻名于世，甚或是名垂青史的奥威尔，曾写下他的这样一段经历：
一天清晨，另外一个人和我一起出去狙击斯卡城外战壕中的法西斯分子。他们的防线和我们这里的防线相距300码，在这样的距离外，我们的老掉牙的步枪无法准确地射中目标，但是你如果偷摸到法西斯分子战壕外大约100码处，要是运气好，你也许可以在战壕土堆的隙缝中射中一个人。不巧的是，两道防线之间是一块平坦的甜菜田，除了几条水沟，没有什么掩护，因此必须在天还黑的时候出去，破晓后马上回来，赶在天色大亮之前。但这时没有法西斯分子出现，我们待了太久，天正破晓。我们当时躲在一条沟渠里，身后是200码宽的平地，连兔子也找不到遮拦。我们正在打起精神，打算冒险冲刺，这时法西斯分子的战壕里忽然一阵喧哗，还吹响了哨子。原来有几架我方的飞机飞了过来。这时有一个人大概是为了给哪一个军官送信，跳出战壕，在土堆上飞奔而去，给你瞧得一清二楚。他半**身子，一边跑，一边双手提着裤子，我忍住不向他开枪。不错，枪法不好，不大可能击中在100码外飞奔的人，而且，我主要考虑趁法西斯分子的注意放在飞机上的时候如何奔回自己的战壕。但是我没有开枪，一部分原因是那提着裤子的细节。我到这里来是打“法西斯分子”的，但是提着裤子的一个人不是一个“法西斯分子”，他显然是个同你自己一样的人，你不想开枪打他。[1]
我之所以要详细地把这段故事一字不漏地抄下来，是唯恐在我的转述中有所遗漏。在我们这一辈，听到或者看到的战斗故事实在是太多，但看到这样的战斗故事，却还是头一遭。当个人置身战场，他就不再是属于个人，他属于你死我活的敌对阵营，有效地打击敌人是每个参战者无可旁贷的责任。战争寄予不同的个人以全然不同的身份，作为战士的奥威尔伺机于战壕，所面对的乃是“法西斯分子”，是不可饶恕的“敌人”。但当那个“法西斯分子”放下枪来方便，“半**身子，一边跑，一边双手提着裤子”时，在奥威尔的眼里，此时此刻，那“提着裤子的一个人”不再是一个“法西斯分子”，转而成了一个“同你自己一样的人”。是的，当一个人放下了枪，半**身子，他也放下了他的外在身份，此时此刻，他就是一个纯粹的“人”。
回眸20世纪，一个无法让我们释怀的问题就是，作为庞大杀人机器的战争，实际上却是由人来执行的，是一个一个的人把另一个一个的人，以正义或仇恨的名义打死。当战事双方的人互相把对方视为被杀的对象时，自身就成了杀人的机器。当我们把对方非人化之时，也是把自我非人化之际。战争让人们忘记了，不管是敌人还盟友，其实原本都是一个一个的人，战争把人们变成了一个一个杀人的机器。同样，当奥威尔发现那没穿好裤子的“法西斯分子”乃是一个普通的人时，他自己也成一个人，而不是杀人的机器，或者说忘记了自己杀人机器的责任，尽管这架机器被寄予了正义的身份。奥威尔的经历告诉我们，即使是在残酷的战场，在非人化的战事之中，有时候，我们还能是一个普通的人，还能回复到我们原初的身份之所在。
当鲁迅先生发出“吃人”的呼告之时，对“人”的渴望成为那个时代的知识人心中的最强音。正是对做人的憧憬，无数仁人志士，“投身革命即为家”，“牺牲我一个，幸福天下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过多地去要求做人的身份，显然是不现实的，甚至会有些落伍。但革命之后是不是真的如革命中所幻想的做回了人的身份呢？恐怕也还远没有这么简单。意识形态的壁垒不仅存在于不同的国民身份之间，同样存在于一国之内不同的阶层、不同的政治身份之间，甚至就是在一个家庭，也会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而转瞬间让亲人成为陌生的路人。许多许多时候，当个人的身上贴上了太多的标签，我们就忘记了我们自己，忘记了他人，我们原本就是亲人、兄弟、同胞，我们都是一个一个的“人”。
一个人生活在现实社会之中，社会自然会寄予个体以不同的社会身份，从家庭到集体，到国家，我们作为其中的一员而存在，我们就是其中的一个“分子”，这个去个性化的“分子”自然就是我们身上的标签。但在所有这些身份的背后，一个最基本的身份，那就是人，我们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家庭、集体、国家的一个“分子”。后者的身份意识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掩盖前者，而是更好地实现前者，凸显前者。当社会需要我们更多地持守后者身份的时候，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我们原本是一个人，那是我们最基本的身份。
而随着教育的国际交流的扩大，我们教育的民族性品格也存在着被削弱、被淡化的趋势，这就使得国民的、民族的身份意识的认同，在当下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此意义上，强调“中国人”的身份意识是我们社会教化和学校教育的重要目标。但与此同时，我们又首先是作为一个人而存在，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是作为常人，作为普通的人而存在，人的身份是我们每个人来到世界上的第一身份，人的意识自然也是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中的最基本的意识。既然如此，扩大、增进我们对人的理解与认同，对人性的理解与认同，对人的尊重，对每一个人的尊重，在此基础上，再引导个体去接受民族、国家寄予的身份意识，提升个体作为个人存在的内涵与价值，就应该是我们生存的基本要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