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9月我考入东北师大教育科学院心理系，开始在职攻读教育心理学硕士学位研究生。我是怀着要否定自己的心态学习的，我甚至打算系统阅读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当我把想法同导师周国韬说明时，周老师说，我这种情况，有十多年的学科教学经验，在职进修有许多优势，既然不打算改换门庭，目的不在于成为专业的心理学工作者，把心理学的知识拿来为教学服务就可以了。他还告诉我，人的知识结构有两种，一种是金字塔式的结构；一种是高楼式的结构。我没有必要重建金字塔，那样费时又没有实效；在已有的坚实的学科基础上建高楼，能建多高就建多高，这样既能为现实的教学服务，又有利于个体的知识体系建构。他的一番话令我顿开茅塞。我开始有倾向性地选读对语文教育教学有助益的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哲学书籍，并努力在教育教学中应用。这期间，我的眼界开阔了，我开始在语文之外审视语文，开始注重在教育教学中教师角色的定位。现代社会中，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不像古代那样只有通过教师的传授获得，学生可以从多种传媒中获取知识，课堂教学仅仅是一条途径，而语文学科的特点在于，课堂甚至不是学生获取语文知识的主要途径。以往，我是把语文课堂当作了学生获取知识的唯一途径，把课本当作了学生学习语文的唯一凭借，把语文教材与语文课程等同起来了。其实，学生的语文知识的获取、能力的形成，并不直接来自课堂，教师能给予学生的知识是极其有限的，学习策略的传授才最为必要。
带着对语文教学的诸多困惑，我开始尝试到学生中去调查研究，1998年完成硕士论文《对长春市中学语文教育现状的调查研究》，在语文教育研究的方法上，我开始从思辨走向实证，这得益于周国韬老师的指导。
在具备了相当的教学经验和一定的理论水平的基础上，我思考着语文教育的出路。科学是在证伪中前进的，是在试错中前进的。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亦然。认识的进步需要实践，从前正确的认识现在可能是错误的。
20世纪末，语文界人士对50年代尤其是近20年来的语文教育的得失进行了全方位的反思，语文界外人士对语文教育的批评也让人陷入思考。目前，有一种论调，不允许批评语文教育20年的“成就”，以为否定20年的“成就”就是否定2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上纲上线，“帮”八股十足，把学术争鸣不怀好意地往敏感的政治问题上扯，仿佛只有他才与中央保持一致。语文界内也有一种潮流，高举什么什么的旗帜，有意无意地在语文界搞个人崇拜。一些业已功成名就的星级腕级教师或成立自己的教育研究中心，或到处演讲，或两者同时进行。如果讲语文的内容也就罢了，有些人偏偏不讲语文的问题，偏偏讲与语文不相干的。如同某些以滑稽获得成功的小品演员，人们欣赏他的滑稽，包括对某地区方言的戏剧性夸大。可他偏偏放弃了自己的长处，钟情于“政治”小品了。一些被称为“专家”的语文中人不许别人批评“语文教育的成就”，仿佛是卫道士。历史的演进并不以某些“权威”的自恋情节而放慢前行的步伐。
不说近百年中国语文教育是在异化民族特色的进程中艰难跋涉的，就说近50年来的语文教育，也是在忽视母语文的特点中花样翻新的。尤其令人痛心的是，50年代凯洛夫教学模式的一统天下，“红领巾”教学法的风靡一时，这条“苏化”的道路到底走没走通？其影响到底正面大还是负面大？以至于今天在许多学校的语文课堂上，还是作者介绍、背景分析、归纳段意、归纳中心思想、归纳艺术特色等环节，无视语文教育的规律，把语文学科当作纯知识学科对待。并且很多人把它称为“传统”模式。这哪里是我们的“传统”？这是“苏化”的“传统”，是民族传统的异化。浑然不觉者有之，沾沾自喜者有之。
近年来，语文教育的主流思想“工具论”又把广大一线教师弄得不辨东西，很多“教育成果”都是在这种先天不足的理论指引下搞出来的。凡此种种，都要求我们在“破”的同时更着眼于“立”。然而，许多人的“立”有盲从的倾向。语文教育过程是个性化的艺术创造过程，先进教师的独特经验往往不可复制，因此难以推广。偏偏有人热衷于不切实际地推广某某经验，大有平原也要修梯田的架势。这种无视语文教育规律、无视受教育者个体及地区差异的做法应该引起警惕。
我以为，语文教育作为民族语言文字、文学乃至文化教育，必须走民族化的道路，因为越是民族的精华的才越是世界的。近百年来尤其是几十年来的异化，警示我们不能再沿着异化的道路走下去，不然，民族特色的丢失，其最终结果将是民族的灭亡。台湾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张春兴在他主编的《教育心理学》中首次提出“三化”研究取向，其中“研究方法本土化”对语文教育方法的重构具有指导意义。语文教育的方法也应该立足于本土化。当然，这并非排斥外来的先进方法。关键是外来的方法必须内化才能洋为中用。在这方面我们生搬硬套有余，去伪存真不足。古为今用当然也是而且尤其是我们母语教育应当扬弃的，以往我们“扬”的少了，“弃”的多了。有人反对语文教育民族化的主张，以为语文教育本来就是民族的语文教育，何必还讲“民族化”？正因为语文教育已经异化了，我们才呼吁“民族化”，这本来是一种无奈，是一种悲哀。
当然，语文教育走民族化的道路首先要对民族传统定位。我以为，民族传统是开放的、动态的、发展的概念。如果说民族传统是一条长河，那么在不同的河段汇入的支流经过合流必然成为这长河的组成部分。并且，这条长河还在向前奔流，在奔流的过程中还有许多支流汇入。问题是，这条长河出现了断流，并且是严重的断流；不仅如此，还改着河道。与民族化相对的范畴应该是世界化，既然越是民族的精华的东西才越可能是世界的，那么民族化与世界化并不矛盾。既然民族传统是开放的、动态的、发展的概念，它并不排斥现代化，当然也不背向未来。
以民族化的总目标为准绳，构建中国特色的语文教育体系是我今后的追求。目前，我正带领东北师大附中语文组的全体教师进行“语文教育民族化方向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的课题研究。我虽然渴望成功，但并不惧怕失败。因为即使失败了，至少证明此路不通。
回顾与检讨自己16年的教育教学实际，我大致经过了教育思想上从民本到民主、研究方法上从思辨到实证、教学风格上从雕琢到本色的过程。应该指出的是，我的成长有几个重要的因素，首先是东北师大附中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颇具民主风范的学校领导集体；其次是众多特级教师、一大批著名优秀教师的悉心指导，峥嵘崛起的青年拔尖教师群体的激励；再次是个人的刻苦钻研。这肯定是一个案例，誉之也好，毁之也罢，总之，我就是这样真实成长起来的。
作者简介：
张玉新，1963年出生于吉林通化。1985年毕业于四平师范学院中文系，1998年获得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教育学硕士学位，东北师大古代文学在读博士生，语文特级教师。发表教育教学文章上百篇，出版《高中语文教育评价》《张玉新讲语文》《在形下之作与形上之思间倘佯》等著作。
[1] 张玉新：《我要走民族化这条路》，载《中学语文教育》，2001（8）：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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