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新
春秋时晋国的乐师师旷在学艺期间，苦于不能集中精力，苦于外面的世界太多**，便自刺双目，以便专心于琴艺。数年后果然技艺特进，成为天下闻名的乐师。这个故事常常给我启示，给我鼓励。现在的生活比师旷时代丰富得多了，面对的**也多多了，如果天资一般（即使天资聪颖），却耽于**，想在自己岗位上取得一点成就，差不多是痴心妄想。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政治上没有野心，在仕途上没有热心，仅在业务上有恒心的原因。我知道，放弃政治上的野心，熄灭仕途上的热心，如同师旷自刺双目。尽管在别人看来这几者并不矛盾，但人的资分各异，人家可以熊掌和鱼兼得，我却充其量只有弃熊掌而取鱼的能耐。不过在我看来，自以为是舍鱼而取熊掌了。
1985年7月，我从四平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有幸被东北师大附中这所声名煊赫的学校选中，成为这所学校语文组最年轻的一名教师。此时的师大附中，初、高中均经过择优，生源条件无比优越；师资也非常好，绝大多数教师是1966年以前大学毕业的，还有一部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学毕业的。同组教师平均比我年长25岁，有的老教师比我年长40多岁，从年龄上看，我只能是儿子辈、孙子辈，这是铁定的现实，无法更改。天性使然吧，我不甘心在业务上的辈分也如年龄，决心以铁定的事实证明。于是我开始了奋斗的历程。
前辈们都有深厚的业务根底，都有精良的教学技艺。我虽然难以在短时间内超越他们的技艺，但我可以加速学业上的积累，灶王爷贴在腿肚子上——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这是我的优势。况且，大学期间我并没有荒废学业，也算读了几本书。于是我钻研教材，以教材为核心，先自己研究教材，再围绕教材积累资料，从核心到外围。读书也紧紧围绕教材扩展阅读。我至今没有读闲书杂书的习惯，我没有那时间。比如教材中鲁迅作品多，我就通读鲁迅全集，尤其读其中与教材有关的小说、散文、杂文；古文多，其中《史记》最多，我就通读《史记》，尤其是与课文有关的本纪、世家、列传。还利用学校和东北师大的图书资源搜集与课文相关的学术论文、鉴赏文章。
因为学生优秀，我几乎没有从学生方面研究学法，在教学方法上有所追求也限于只是尽自己所能，研究教材，研究自己，以期得到学生的认可。那时的学生没有一个报考我毕业的学校，学生的志向都比我大，智商都比我高。我有危机感，必须加强自我修养。
经过大约8年的努力，我成为语文教学的多面手，举凡语文多种课型，都敢于大胆探索，并多有收获。有位别的学校的同行曾这样评价：朗读课，一封《与妻书》能使人泣不成声，一首《周总理，你在哪里》，能让人忧从中来；讲读课，一篇《六国论》《过秦论》，褒贬得失有纵横家风范，一篇《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仿佛评书演员立案挥扇；作文课，常能平处见奇，点石成金，文思之敏锐，如泉而涌，颇具才气；文言文教学，考据求证，常常旁征博引而不流于琐碎，点评鉴赏，每每娓娓道来而不落于空泛，有学者气派。
以上评说，虽为溢美，但在相当长的时间自己窃喜，津津乐道以为能事。然而，从教育思想上看，这时，我显然还停留在“民本”阶段，满足于为学生做主，是教材本位或教师本位。因为这时，虽然教学积累厚重了、教学技巧鲜活了，甚至课堂教学也算有特点了，但，一招一式，所突出的是自我，或者刻薄一点说是显示自我。在课堂上显示自我，将学生置于何地？只能是从属地位、次要地位，这与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不相容的。
这个阶段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1992年我被评为吉林省语文教学新秀，这标志着我的课堂教学技巧进步了，虽不排除自己的努力，学生水平高是重要原因，但教育思想并不前卫。令我在教学技巧上获益匪浅的是我的师傅李光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