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谢我的学生、学员，是他们最终成就了我。学生、学员让我把做教师当作快乐，当作最惬意的生活，最自然的生命。没有这些可亲可爱的孩子，我怎么能走到今天!
学生是最好的人生镜子。教育的核心是“爱”，教育的民主是对孩子的尊重。这些道理说起来大家都懂，但真正让我认识到这一点的，还是孩子。
1987年我评上特级教师不久，教研室希望我在语文教学研讨会上上一堂课。按课程进度，我上《一个粗瓷大碗》。
这篇课文记叙的是抗日联军政委赵一曼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一切为部队、为战友、为伤病员着想的故事。课一开始上得挺顺，首尾两部分处理得干净利落，学生情绪也挺好。进入教学的难点部分了，我问：“赵一曼手里捧着炊事班长给的这碗高粱米饭，会怎样想？怎样说？怎样做？”孩子们都举起了手。我还是选了副大队长杨晓辉。他是浙江省的故事大王，平时上课说话特别溜,还在电视剧《半块红纱巾》里担任过二号主角。可他站起来只说了半句话——“赵一曼捧着这碗高粱米饭又想吃又不想吃……”我的心“咯噔”一下，赵一曼是共产党员，是抗联政委，是民族英雄，怎么会有这种念头？我立刻打断他的话，说：“哦？杨晓辉，赵一曼捧着这碗高粱米饭会像我们有的同学捡到东西一样，又想交，又不想交吗？请坐。”杨晓辉张张嘴，想说又没有说，坐下去了。我再问就再也看不见高高举起的小手了。我还没意识到“故障”的严重性，就说：“这个问题确实比较难，请同学们打开书，再读读这几段，读完以后四人组讨论一下。”在同学们读课文的时候，我就下去问学生：“待会儿，你说好不好？”得到的回答都是摇头。杨晓辉是尖子，说了半句，就被老师请下去了，谁还敢自找没趣？孩子们想的，我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课堂气氛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求知的欲望，参与的热情明显下降。尽管对话在继续，但已经没有了**和情感思维碰撞的火花。不温不火，一直到下课。我脸挂不住了，感到非常窝囊。
怎么啦？是我课堂驾驭的能力不够吗？刚刚在广州上过的《琥珀》《草船借箭》，学生愉悦兴奋，**迭起。是孩子们能力不行吗？就是这班学生，在省教育厅的专家听《吹气球》时表现非常出色；儿童个性化的、生动的语言自然流淌，课堂彩球飞舞，师生欢声笑语不绝于耳。是教材的选择问题吗？同样是这篇课文，在其他班试教时我上得也很精彩……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我思考了两个多月。
直到有一天，我在读报纸时看到“时间是最公正的，无论你是国王还是乞丐”这一段话时，突然顿悟!时间如此，饥饿不也如此？饥饿是生理现象，不分卑劣和高尚，只和人的生理状况有关。是我的形而上学在作怪!我希望孩子们一出口就回答：“赵一曼想，我是共产党员，是抗联政委。我们剩下的粮食不多了，我不能吃。要留给伤病员吃……”潜意识里记着特级教师的帽子，生怕出错，所以选择了最优秀的杨晓辉回答，他刚说了半句话我就打断，并且还把孩子的理解引导到道德品行的对比中，更加重了其他学生继续回答的心理负担。课上砸了，活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