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我初中毕业后在生产队参加了一年生产劳动，第二年当地缺民办教师，群众看中了我，当了10年民办教师。“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撞大运撞进了长春师范学院中文系。入学那年，我28岁，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1977年4月入学，1979年8月毕业，虽然是专科学历，但实际学习时间不到两年，然而我们那期学生，都勤奋努力，毕业前夕，人人踌躇满志，摩拳擦掌，想在教育战线上大干一番。大多数同学都想选择城市学校，认为条件好，能发挥自己的才能。我也和大家的心情一样，想找一个能适合自己工作的地方。我面对着眼前那张毕业分配志愿书，提笔就写下了“回原县原公社原大队工作”。根据我的学业成绩和在校的思想表现，组织把我分配到榆树师范学校工作。这对别人来说，也许是求之不得的，然而对于我并不算是个好消息。我请求领导重新考虑我的要求，把我分配回自己的家乡——榆树县（现改市）秀水公社（镇）腰围子大队（村）。
亲友们纷纷来信劝我打消回乡的念头，让我不要做出傻事来。有几个和我很要好的同学也劝我说：“你落脚城里，让你的父母、妻子、儿女都借点光，农村的那个苦日子你还没过够吗？”我心里想：“农村怎么就像十八层地狱那么怕人？”又一个同学劝我说：“你在城里，踏踏实实干几年，很快就会成个名师。到农村，条件差不说，谁能发现你呀？”这些人不了解我的心，我追求的是事业，想踏踏实实地做点事，我认为适合我发展的环境就是自己的家乡。我对待客观环境的态度是：一是了解；二是熟悉；三是适应；四是改造；五是利用。我是当地人，对当地的情况了解、熟悉，也适应，剩下的就是改造环境、利用环境了。在对事业追求的路上，我认为这是一条“捷径”。20年后有位记者问我，“当时为什么作出令人难以理解的举动？”我除了回答这个理由外，又对她说，我还有一种想法，就是“一个坑里种几棵玉米”的问题。“文革”时追求高产，在应该种一棵玉米的坑里种4棵，结果棵棵都没长好。人才都在城市扎堆，就像4棵玉米挤在一个坑里。我选择了农村，这一个坑里就我一棵玉米，我的事业发展自然会得天独厚。再者，农村教育落后，而越是落后的地方越需要人，越是落后的地方待开垦的“处女地”就越多，收获也就会多。从干事业的角度来看，我应该选择农村。我几次向上级领导申请，最后和一位同学调换了工作。这样，我就踏上了家乡的“乡间小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