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1-1-13所示，在2017年教育网络舆情事件的干预方式中，接受媒体访问是最常见的干预方式，约占总数的45.2%；发布通告和文件等、自己官博或官微发声分别位列第二、三位，占比分别约为26.9%与19.6%；外部监督与直接干预的方式较少被使用，占比分别约为4.6%和3.7%。可以看出，媒体在教育网络舆情事件的干预中承担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媒体的行业要求与社会责任感使然，在舆情事件发生后媒体要以最快的速度前往采访、进行报道；另一方面，因为媒体有较大的影响力和公信力，媒体的报道对舆论导向起到重要的作用，因此舆情事件的相关主体也愿意接受媒体访问以引导舆论。
图1-1-132017年中国教育网络舆情事件干预方式数量分布图
数据来源：湖南大学舆情数据采集系统
通过交叉分析可以发现（见附录一），涉事学校的干预方式主要为31.6%，远远高于其他主体。可见，当教育网络舆情发生后，“首当其冲”的便是涉事学校，但是作为首要采访对象的涉事学校宣传部门一方面不具有独立决策发声的能力与资格，言多若失不如避而不谈；另一方面因不具专职公关或新闻发言人缺乏应对经验与技巧。然而在舆情事件尤其是危机公关中，时间是第一生命线，迟迟无法到来的官方回应往往是流言的最大帮凶。例如，安徽阜阳红旗中学一中学生坠楼死亡事件中，当记者进行采访时，红旗中学校长白莽竟然回应称“自己在外地开会，关于此事等回阜阳后再说。”人命关天，涉及学生生命安全的问题最容易触动社会尤其家长的神经，涉事学校不仅没有主动回应反而互相推诿，极易激起公众的愤怒情绪。舆情事件迅速得到官方合理回应，则能够较为容易地被平息在萌芽之时，可见提高学校对于舆情事件的处理能力迫在眉睫。除了妥善的应对传统媒体的采访，我们也要看到通过自身的官微官博回应所占的比例也在逐年增加，在这样一个新媒体时代，传统媒体虽然具有权威性高、报道翔实等优势，但是在时效性上远远不能满足网民的需要，此时在自媒体战场上，涉事主体的官微官博便很有可能成为第一关注对象。
此外，我们还将干预方式分为单一干预和复合干预这两种类型。其中，单一干预约占总数的86.3%，复合干预约占13.7%。经过分析发现，越为严重的教育网络舆情事件越倾向于复合干预的方式。这是因为舆情事件的影响力越大，所涉及的面也越广，需要多方合力打好组合拳。例如，在2017年引起社会激烈讨论的“李文星事件”中，静海区公安分局提供给媒体相关的说明文件以干预舆论，天津市公安局通过官方微博发布事件进展，BOSS直聘负责人则是选择接受媒体采访这一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