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结束后的教材建设
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谈到，要重视中小学教育，“关键是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7月到9月，他几次同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时说，“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要编印通用教材，同时引进外国教材作参考，并要求1978年秋季开学时用上新教材。9月，教育部积极安排中小学通用教材的编写工作。除调回人民教育出版社已下放的部分编辑外，又从一些大、中、小学选调了一部分优秀教师，一共200人组成“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小组”，以1963年12年制的中小学数学教材为参考开始统编教材，于1980年基本编写完成。
“这套教材拨乱反正，清除了十年动乱时期出版的教材中许多谬误的内容，改正了在政治与业务、理论与实际等问题上一些不适当的处理方法，注意到基础知识的选择，智力的启迪和能力的培养，对于改变动乱时期教学的状况，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起到了应有的作用。”[7]重视思想性与科学性的统一，重视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训练，知识体系比较完整、系统，文字表述比较严谨、规范，具有较高的质量，是这套教材的闪光点。但它存在着“深、难、重”的问题。
1981年以后，根据国家新颁布的中小学教学计划，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始修订原教材和编制新教材，开始对课程教材体系进行调整和变革。但受原有体系的束缚，旧教材存在的问题基本上未能得到克服。
（二）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以多样化为特征的教材改革
在对我国当时教材体系现状进行深入的考察与分析，比较与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我国不少教育理论与实际工作者进行了一些反思性研究。
在这些反思性研究的基础上，1985年，国家教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精神，开始着手对中小学教材的编审制度进行改革。这次改革的初衷可以归纳为几点：第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中小学教材一直采用国定制，即由国家指定教科书的编写和出版，并以行政指令的方式，规定教科书的使用。这一形式已不适应改革发展的需要，因此需要破除。第二，根据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国情，仅有一套统编教材供全国使用，已不能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因此有必要编写供各类地区、各类学校使用的多种教材。第三，长久以来，教材编写统得过死，教材的风格和层次不明显，生气不够，新颖不足。因此有必要把竞争机制引入教材建设，通过竞争来促进教材事业繁荣和教材质量提高。
基于以上教材改革思路，尤其是针对我国中小学长期以来教材品种单一、死板、僵化，与现代化建设需要不相适应、与青少年身心发展不相适应的状况，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中小学逐步开展了以课程与教材多样化为特征的课程教材的改革。
1986年9月在全国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国家教委明确提出了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的基本方针，即在统一教学基本要求的前提下，有领导、有计划地实行教材多样化，鼓励各个地方、高等院校、科研单位，有条件的专家、学者、教师个人编写教材。同时，提出了课程、教材的明确要求，如要有科学性，教材体系要符合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身心特点，要遵循学生认知发展规律；要以已有的经验和知识为基础，使教材符合学生的实际；教材中最基本的知识要有相对的稳定性，要在改革过程中注意加强，但整个教材内容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增减和更新，使教学内容体现时代精神，并根据学生所能接受的程度，适当反映现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要具有启发性和趣味性，语言、文字、插图要规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