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当时很多知识分子也志在医学。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被列强侵略，是因为中国人体质虚弱之结果。因此，只有学医才是民强国盛之基础。怀着为中国做出贡献这一意愿的陶行知，对医学救国的思想产生共鸣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他的医学志向形成与他的家庭及自身体质的问题有一定的关系。前面曾说过，陶行知的姐姐宝珠幼年夭折，父亲吸鸦片损坏了身体，包括陶行知自己也是因为高血压导致脑溢血而谢世，而陶行知的母亲身体很好，因此不能说这是母亲的遗传[57]，另外，陶行知年轻的时候体弱多病，例如他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以及后来开展平民教育运动时期，曾几次患重病[58]。这虽说是他自身的问题，但也可以认为这是他萌发学医之志的一种诱因。
1908年春，陶行知为投考广济医学堂，乘船到杭州。父亲陶位朝亲自送他到水蓝桥下船。陶行知在船上，想起为支持自己学习而忍受戒烟之苦的父亲，还有那苦心维持家计、全力支持自己的母亲，不由得两手覆面，泪如雨下。[59]
但严酷的现实粉碎了涉世不深的少年美梦和使命感。广济医学堂是一所教会学校，该校规定学生信基督教的可有两年实习的机会，非基督教徒则无此权利[60]。陶行知对这种区别表示极大的愤慨，毅然决定退学，他在该校仅待了三天时间[61]。
陶行知此后离开杭州，再次回到歙县，自修英语[62]。但是，因为生活所迫，1909年投靠苏州的表兄，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后来他曾这样记述过：
“我18岁流落苏州的时候，我和表兄把衣服当得三百文艰难度日。”[63]
胸怀大志而离开故乡的陶行知，承受着一次次失望和挫折的痛苦，但他绝不能容忍广济医学堂的无理区别，而且在苏州不安定的生活，给了他深入了解人民大众生活现实的机会，从而大大加强了他的“作为一个中国人，必须为中国作贡献”的使命感。有的文献曾这样记述过：
这样生活的苦难“逐步丰富和形成了他的‘爱民、亲民、为民、救民’的思想”。[64]
亲民，即亲近人民。而所谓亲近人民则意味着教化人民而不是压迫人民，为人民大众谋幸福，体察民情。这一思想是陶行知进入金陵大学后，特别是经过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为了国家的理想状态，而执着地追求的目标之一。[65]
结束语
从以上对陶行知童少年时期的人格和思想形成的社会状况，他的家庭及周围的环境的考察，可以看出，陶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靠接受周围的人们援助才能继续学习。而其接受科学的态度，一边以自己成长的土壤为基础，即以现实生活为基础，一边以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的强烈意识规范着自己的行为方向。陶行知既亲身接受过中国传统教育机构经管所进行的中国古典教育，而且又接触过具有中国社会“近代”化象征的洋学堂崇一学堂的教育，中国古典和西方近代教育贯穿合流于一体，这既是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经历，又是他既能接受中国古典又能接受西方科学的基础。他的“作为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贡献”的思想就明确地反映了这一点。
陶在这以后的1909年秋天，进入南京汇文书院，1911年进入改组后的金陵大学，成为文科第一期学员。在学校里，经过了1911年末到1912年初的辛亥革命和民国成立后的政治变革，形成了他的积极的自我思想。这一思想是童少年时期人格、思想形成的继续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