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的大众诗是以“大众的耳朵做先生”[51]为原则，感染力很强。其大众诗篇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给人的思想倾向和创作大众诗的志向早在陶行知15岁的时候就开始萌生和酝酿了。
这种大众诗的志向，与陶行知以下的社会认识又息息相关。当时歙县县城东门外，有一座城隍庙。庙里有一座戏台，台上挂着一块横匾，上写“下观而化”四字。当时陶行知与其弟张国良以及几个少年前去游玩。张看到那块匾后问陶行知：“为何叫下观而化？”
陶行知答道：“台上演着劝善去恶的戏文，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使台下看戏的人受到了感化，存心做好人，这叫作‘下观而化’。但是如今官绅地痞，鱼肉人民，弄得人民不聊生，真是做人难，难做人。这块匾额不过是冠冕堂皇，欺骗人民束缚人心罢了。”
1906年的秋天，陶行知带领张及几个同学去郑村时，正好秋收已毕，正在举行祭祀。村口搭的舞台上正在演戏，台上挂着“五谷丰登”的横匾。张见此不能理解，问陶道：
“这上面为什么不写‘下观而化’呢？”
陶行知笑着答道：
“明明有‘下观而化’四个字显现着，怎么没看见呢？”“哎，真的没有啊！我怎么没看见呢？”“瞧，看清楚了吧！”陶行知牵着张的手，领他们在戏台底下穿梭般地绕了几圈，只见台底下摆着几张桌子，一群群的农民在那里，他们不看台上演戏，想干什么呢？
“瞧，你们看清了吧。今年是丰收年，搭台演戏还愿，庆祝五谷丰登。农民勉强交了地主的田租，交了管家的钱粮，剩下一点点血汗钱就被吸血鬼勾到了这里。干什么呢？”
“赌博？”
“是赌博！在这里把老百姓的血汗钱化掉。”
“那么，法律不是禁赌吗？官府为什么不来捉赌呢？”
陶行知说：“这就是在郑村发生的事。郑村有个豪绅名叫郑景贤。他会唱京戏，每次上台客串哄动各村农民把一年的血汗钱在赌博上化掉了。这就是真正的下观而化啊！”[52]
这里可以看出在他身上已开始萌发出为人民大众的思想信念，陶行知在宿舍的墙上写下了如下铭言：“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53]
（四）亲民
陶行知1907年末（清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54]毕业于崇一学堂。陶行知毕业后，唐进贤也离开了歙县，代替他的是一个姓马的传教士。崇一学堂作为中学堂招收了3期学员（共一年半）之后又被改组为小学堂。这是因为当时已完全废除了科举，各地相继创办了新式学校，即使在歙县也创办了中学堂和师范学堂，却没有小学堂，要求设立小学堂的呼声很高，因此崇一学堂才又改为小学堂。在改成小学堂后，方与严等开始执教。方后来在陶行知开展教育事业时，作为合作者给陶行知以很大支持和帮助。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政府教育部副司长之职。[55]
陶行知毕业后选择医学，这一志愿是建立在“作为中国人要为中国作贡献”的思想基础之上的。后来，他在进入金陵大学表述了以下的认识。
“亦可觇国民体之弱矣。矧将萎之木，枝叶必不茂；将涸之源，支流必不长；衰弱之父，生子必不强。中国人民虽庶，而患虚症者实繁。良以先天既弱，即无嗜好，多病已如李密，况更然颓风乎？华种之弱，有由来矣。”[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