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地学堂的设置过程中，清政府建立了各级学堂体系，着手于体系化工作。1904年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初建新学制结构，其基本精神体现了“中体西用”思想。另外，这一学制体现了中国以日本教育制度为榜样的倾向。在“奏定学堂章程”中“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部分的“立学总义章一”里，有如下记载[38]：
“国民之智愚贤否，关国家之强弱盛衰；初等小学堂为教成全国人民之所，本应随地广设，使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童，始无负国民教育之实义。”
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它是以日本1872年（明治五年）“学制”的附属文书《被仰出书》为基础的。
而且，自此至日俄战争后，掀起了日本留学热。在废除科举的次年（也是日本战胜俄国的第2年）的1906年，大约有8000名中国留学生赴日留学[39]。从科举桎梏中解放出来的中国青年，在日本开阔眼界，学习“近代”化，拯救被列强侵略而落后的祖国，表达了留学救国的热情。
因而，1905年进入了中国教育史上的转折时期。该年在废除科举这一高等文官考试制度的同时，成立了国民教育的中央行政机关学部（即后来的教育部）。早在1901年着手废除科举制度引进外国学校制度的时候，就曾预订从1906年起开始用10年的时间来进行彻底废除科举、完善学校教育制度的工作。但是到1905年，清政府就开始了彻底废除科举制度的工作，即通过修改科举制度，在强化和维持统治的前提下，开始谋求西方技术与科学教育[40]。
这些教育、人才录用制度的改革，使得1905年处在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位置上。也就是说，自1904年日俄战争后，1905年5月爆发了第一次俄国革命。同年8月于东京组成中国革命同盟会，加之中国国内的革命势力抬头，废除科举，改革学制，动摇了清王朝的官僚统治结构，紧接着是1906年清政府发表的立宪声明等，因此，事实上应把1905年看成是1911年10月至1912年1月辛亥革命的初期。
陶行知童少年时期所经历的时代是中国历史向现代过渡的一个大的转折时期，陶行知此时进入崇一学堂，正是肩负历史使命的中国知识分子步入历史征途的一种个体表现。
（二）崇一学堂
崇一学堂是英国基督教内地会传教士G.N.吉布斯（）[41]于1900年开设的。当初它是作为初等教育机关小学堂创办的，1905年改组成中等教育机关中学堂。正式名称是“安徽省徽州府崇一私立中学堂”。吉布斯的中国名字叫唐进贤。歙县一个如上所述对传统学问有着执着追求之地，又是一个佛教等宗教根深蒂固之地，而另外一个方面还是一个接受不同文化的场所。当时那里有很多基督教教徒。每逢周末礼拜，教徒们都聚集在此做祈祷。歙县内地会的传教士，因唐进贤的前任为救落水儿童而献身，深受当地人们信赖。唐进贤本人会说中文，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深怀崇敬之情，因为在随中国教师学习四书五经的同时，又平易近人地深入人们之中，与当地人密切交往，打成一片，为此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唐牧师”[42]。
当时，歙县有一个姓胡的地主，县内各地均有他的土地和房屋。他也是与唐进贤交往甚密的人之一。唐进贤造访胡宅，谈起了办学校的设想。
“当今中国，列强进逼，面临着亡国危机。我们来此地传教是不忍看见中国灭亡。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怀有崇敬之情，自己也正在学习，但是在中国仅仅依靠传统文化还是不行的。要改变中国的落后，就必须在从事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同时，引进西方科学教育。这就是我想办学堂的目的。不知胡先生能否助我一臂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