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古时代有一个皇帝叫舜。他非常孝顺，是中国二十四孝子中排为第一孝子的人物。孟子的一个弟子曾这样问老师：“在舜帝时代有一个执法官，其执法之严非常有名，恪守法律条文的精神来处理一切事物。假如这时舜的父亲是一个杀人犯，作为皇帝舜，应该怎么办呢？”孟子答道：“即使是皇帝也不能枉法。”
弟子接着问：“舜是以孝道著称的皇帝。舜能够答应这个法官给自己的父亲处以死刑吗？”孟子一时语塞。过了一会，孟子答道：“如果是舜就应该退位，足履草鞋，负父而逃，隐姓埋名，舍弃天子之位以尽孝道。”孟子所教的孝道比皇帝宝座还重要。
吴说了这番话后，问汪：“还有什么问题吗？”汪说：“没有了。”
这时站在一旁的陶行知说：“老师，我有个问题想请教。”
“哦，什么问题？”
“孟子说孝道比皇帝之位还重要，但天下的人如果都像舜那样，父亲犯了罪，又不忍以法律制裁他而负父潜逃，那么国家的法律又有何用呢？更何况舜是一国之尊，如果一个国家的皇帝为救父而践踏法律，岂不是为了孝道，却毁灭了正义。另外，舜如果舍弃了天子之位，也就应同平民一样必须遵纪守法，所以孟子的回答没有道理。”
吴回答不出，陶行知开始问倒了吴。
吴自此对陶行知刮目相看。他这天回到家里后，向全家人讲完此事，喜形于色地说：“这个小和尚将来一定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31]
由此不难窥见陶行知少年时期跃动的活泼精神。
第三节 接触西方与中国民众的思想
（一）新式学校
陶行知于1905年在接受了7年左右的传统教育后，离开了吴尔宽的经馆回到歙县[32]。父亲已被解除册书之职，仍回家务农。母亲也帮助农耕，后经友人介绍，到歙县基督教内地会的学校当帮佣。陶行知这时已有13岁，是一个好劳动力，但好学之心未泯。在父亲的支持下，经友人介绍，从师王藻，加深经学造诣，王藻是个贡生[33]，赏识陶行知的才能，欣然接受对读，并免收学费。当时王在航埠设立的经馆距黄潭源村有七八公里，但陶行知在帮助父亲劳动的同时，每隔二三天就登门求教[34]。1906年，陶行知进入基督教内地会中学（ChinaInlandMissionSchool）[35]“崇一学堂”学习[36]，开始接触西方文化。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列强逐步加强文化侵略，传教士的足迹遍及乡村各地。徽州一带有英国基督教内地会的传教活动，另外在芜湖地区美国的卫理公会派的活动昌盛，双方各以教育或医疗为中心，展开传教活动，信徒日益增多。
列强的这种文化侵略，与中国殖民地化的进程是分不开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爆发了1883年的中法战争及1894年的中日战争。在中法、中日两次战争中败北的中国，成为列强投资的对象，从而导致了国内经济混乱、阻碍民族资本增长的局面。另外，在国内展开了打着“扶清灭洋”旗帜的义和团运动。清政府与义和团联合，于1990年向列强宣战，但很快于1901年就败给美、法、英、德、日、俄等八国联军。9月签订“辛丑条约”，按39年分期支付赔款9亿8千万两银元。这样，清政府最终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中国基本上变成了半殖民地。
在这种背景下，陶行知进入了崇一学堂学习，也就在1906年前后，中国教育史上迎来了一个大转折的重要时期。
清政府自义和团运动后，在日俄战争时期为了维护和加强统治，改变了人才培养策略，以1901年8月至9月的废八股兴洋学为中心，改变官吏录用制度，修改科举考试方法，以及颁布普遍设立学堂的法令等。但是，在这一阶段中，科举制度与洋学制度并存，显得模棱两可，这是由于学问与科举不可分离的传统思想扩展到中国社会的底层，根深蒂固[37]。
